有人伪造东北野战军罗政委的信件（电报），要求把1位女同志调离。事情东窗事发后，东北局展开调查，东野林司令的老婆才害怕了。她偷偷找到东北局的高副书记，扑通一下跪倒了，讲：“求你救救我。” 一九四八年的深秋，东北局办公大楼里一片寂静。天色已晚，但高副书记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灯。他正专注地审阅着桌面上的文件，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走廊的宁静。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一个衣着整齐的妇人闯了进来。不等高副书记开口，这位妇人已经跪在了地上，声音颤抖地恳求帮助。借着台灯的光线，高副书记认出了这位不速之客——正是东北野战军林司令的夫人。 就在几天前，东北局还在为一起严重的违纪事件而焦头烂额。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说起。东北野战军指挥部收到了两份署名为罗政委的电报，内容却大相径庭。第一份电报是关于一位从苏联归来的女同志的任用问题，措辞恳切，高度肯定这位同志的能力和品德，建议将其留在东北解放区工作。可没过几天，又一份署名相同的电报传来，却将这位同志贬得一无是处，要求立即将其调离。 这两份矛盾的电报立即引起了上级的警觉。经过初步核实，第二份电报竟是有人伪造的。罗政委在得知此事后震怒异常，立即向东北局汇报了这一严重的违纪行为。东北局随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着手追查此事。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些看似无关的线索渐渐浮出水面。那位从苏联归来的女同志不是普通人，她的身份背景极其特殊。她不仅是一位革命元勋的遗孤，更是周总理的养女，在苏联期间专攻戏剧表演。 孙维世，一位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女演员和导演，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县的一个革命家庭。她的成长环境充满了革命的气息，从小便深受革命思想的熏陶。1921年，她出生在这个以英勇抗争而闻名的家庭里，家庭的背景使她从小便对社会和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兴趣。 1934年，年仅12岁的孙维世便进入了北平的贝满女中开始她的学业生活，这个时期她正处在青春的萌动阶段，早期的教育为她日后的艺术道路奠定了基础。1935年，她用化名“李琳”进入了上海东方话剧社，开始学习表演，并且有幸接受了江青的授课。江青在当时已经在文化圈内崭露头角，她的教学风格深刻影响了孙维世。这一年的选择，标志着孙维世在艺术之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让她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逐渐成为中国戏剧领域的重要人物。 1936年，孙维世随母亲迁往上海，并参与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东方剧社的进步演剧活动。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的文化氛围中，她迅速展现了自己在表演上的天赋和努力。同年，她参演了左明执导的剧情电影《王先生奇侠传》，这部影片讲述了一对落魄职员王先生和小陈，在被解雇并遭到暴力殴打后，为了复仇而拜师学武的故事。影片通过王先生和小陈的报复心理，探讨了社会的不公与个体反抗的主题。孙维世在影片中表现出色，她的演技逐渐受到了业内的关注和认可。 1937年，孙维世继续在电影领域深耕，她参演了洪警铃主演的剧情电影《镀金的城》。该片讲述了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体现了都市生活中的虚荣与浮华，孙维世在片中的角色依然深刻，塑造了一个立体而复杂的人物形象。与此同时，她还与舒绣文、郑君里合作主演了《摇钱树》，该片探讨了贪婪与欲望的主题，也为孙维世的演技提供了更多的挑战和展示机会。她接连参演的电影作品，无论是从剧情、人物塑造，还是从表演的层次感来看，都展现了她不断成长的艺术才华。 接着，她参演了由张石川执导的电影《压岁钱》。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人们在传统节日里互赠红包的习俗及其背后隐藏的社会现象。尽管影片在叙事上充满了轻松和幽默，但其中也不乏对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孙维世的参演，让她在戏剧和电影两大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然而，孙维世的艺术之路并不仅限于电影表演。1938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孙维世的视野发生了转变。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演剧活动中。她加入了上海戏剧界的救亡演剧队，开始为抗日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她通过话剧、表演等形式，传播抗日思想，激励民众团结起来抵抗侵略者。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孙维世并未停下脚步，而是前往延安，在那里她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主义学院进行学习，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她的思想和创作理念。 1939年，孙维世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前往苏联的莫斯科戏剧学院继续深造。在莫斯科，她不仅学习了戏剧表演，还系统地学习了戏剧导演的技巧。她深知，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探索，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全面发展的艺术家。在莫斯科的学习生涯中，她接触到了更多的西方戏剧理论和实践，拓宽了她的艺术视野。 孙维世的艺术生涯跨越了多个阶段，她不仅在表演上展现了非凡的才华，还在导演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她的作品和贡献，成为了中国戏剧和电影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