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赵一曼唯一的儿子在北京工业学校的实验楼选择了自缢，所有的同事感到惋惜，没想到身为烈士的儿子，他竟然会选择这条路，那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选择这种方式来结束生命？ 陈掖贤的故事，始于1929年1月21日，当时他出生在湖北宜昌。 母亲赵一曼，这位抗日烈士，在陈掖贤年幼时便被送往战场。赵一曼将陈掖贤寄养在丈夫的哥哥陈岳云家中，自己则继续投身革命。 七岁时，陈掖贤失去了母亲，却一直未曾真正了解母亲的英勇事迹。直至成年，他才得知母亲赵一曼的真实身份。 1956年，陈掖贤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首次看到母亲的遗书，那一刻，他几乎无法承受。 这封遗书承载着赵一曼母亲的期望与深情，她希望儿子长大后，能够理解母亲为国捐躯的意义。 这一刻，陈掖贤感到母亲的精神像是无形的重担，永远伴随着他。然而，他无法在母亲的英雄形象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反而感到深深的自责与无力。 陈掖贤的内心深处，始终埋藏着对母亲的思念和对自己身份的困惑。尽管他努力通过学业与事业追求成就，但这些成就无法填补内心的空虚。 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完成学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担任政治课教师。 工作中的他，严谨且充满责任感，然而，他的孤僻性格却让他在同事和学生中并不显得亲切。他对生活的无助与对家庭的责任感，将他压得喘不过气来。 1957年，陈掖贤与学生张友莲结婚，婚后有了大女儿陈红。然而，由于性格不合、经济困境等问题，夫妻关系迅速恶化。 离婚后，张友莲因精神疾病住院治疗，陈掖贤的情绪陷入了深深的低谷。 尽管他试图恢复这段婚姻，但夫妻间的矛盾始终未能化解，这段痛苦的关系在陈掖贤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1960年，陈掖贤的父亲陈达邦回国，在他最需要父爱的时刻，陈掖贤与父亲相认。 然而，父亲并未给予他足够的陪伴，这种亲情的缺失，让陈掖贤在家庭和社会中始终感到不安。 他也看到了家庭与国家的巨大差距。一天，他和父亲一起吃了一顿“红烧狮子头”，那是餐厅为民主人士提供的特别待遇。 看着周围因饥饿而艰难度日的人们，陈掖贤内心涌动着强烈的不安与愧疚，他觉得自己享受了不属于自己的“特权”。这种自责，成为了他内心日益沉重的负担。 1960年代初，陈掖贤选择写信给毛主席，表达自己对社会不公的质疑，信中含有讽刺和强烈的不满。 毛主席回复了“他还是个孩子罢了”，这封信让陈掖贤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宽容，却也让他内心的冲突愈加剧烈。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陈达邦遭到严厉迫害，最终于1966年去世。陈掖贤的父亲死于非命，而他依然未能为父亲讨回公道。 这些苦痛与挫折，加剧了陈掖贤的精神困扰。他的工作和生活在不断的变动中变得更加艰难，1970年代，他被调到第六机床厂，成为工人。 这一身份的转变，让他从知识分子变为工人，这种身份的冲击加深了他内心的迷茫与孤独。 尽管社会给予了陈掖贤诸多照顾，包括安排房子和提高工资，但他依然无法适应自己的生活状态。 每月发下的工资在他手中总是捉襟见肘，而他对金钱的管理显得力不从心。他的精神世界越来越封闭，与同事和家庭的关系也逐渐疏远。 陈掖贤虽然工作兢兢业业，但生活的艰辛与心理的压迫，使他逐渐感到无法承受的重担。 1982年8月，陈掖贤的妻子张友莲因病去世，家中的空虚让他更为孤独。在长时间的精神压力下，他终于在实验楼内选择了自缢。 那一天，同事们发现他已经好几天没有上班，才急忙前去查看，结果发现他已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此时，他的心中依旧充满着未解的困惑与沉重的心理负担。 一个烈士的儿子，背负着母亲赵一曼的革命精神，却始终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解脱。 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对母亲的敬仰与对自己身份的深刻迷茫。尽管他以母亲为榜样，拒绝享受任何特权，力求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但他无法逃脱命运的压迫和内心的痛苦。 每一段经历，都深深地印在了他内心的记忆中，最终，这一切沉重的负担让他走向了无法回头的结局。 （信息来源：中外人物 2024年01月15日《陈掖贤，赵一曼的儿子，拒领母亲抚恤金，53岁自缢而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