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尚武精神是如何逐渐消亡的?

新波聊历史 2023-09-16 04:08:02

酷烈的先秦(1)主笔:闲乐生朱晖

开启“名将英雄两千年”这个IP,在于我十几年前看了一本书,田中芳树的《中国武将列传》。

很糟糕,日本人写中国历史,完全不能看。

冷冰冰的文字,浅显的历史认识,脸谱化的人物分析,简要的战争释读,错漏百出,一点儿不精彩。而另外几本日本学者的中国战史专著,虽然治学比较细致,但对古汉语字面底下的意思理解还不够,更缺乏宏观视野,存在自说自话的情况(中日文化毕竟有差别),总之对我帮助不大。

于是我开始在网上、书店里寻找有没有 中国人自己写的类似的东西。很可惜,没有,就算有,也是流于表面,还不如日本人写的好。

这时我又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学习精神了。日本是一个尚武的民族,拥有一千年的武士社会,但我们知道,他们这种武士制度、武家文化与武士道精神,其实是源自中国的。日本人最喜欢的外国书,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与《三国演义》,可以说是全民读物。所以,就连田中芳树这样一个日本科幻作家,竟然也能对中国的名将史传如数家珍。而我们中国很多年轻人,或许对火影忍者都比对中国的名将英雄了解得多。多少人了解《孙子兵法》中的风林火山,还是从日本的动漫里头。所以最终我决定自己搞个大IP,把中国近两千年的名将英雄都拿出来细细讲,细细钻研。你看看,中国最全的武将系列是日本人弄的,中国最好的三国游戏也大多是日本人做的,丢不丢人。

讽刺的是,中国的尚武精神,差不多就是从三国以后逐渐消亡的。春秋战国之时,中国的士人并不分文武,比如伍子胥吴起商鞅赵奢等人,武能金戈铁马,杀敌立功,文能治国变法,著书立说,哪一个不是博学多才而又铁骨铮铮的汉子。秦汉以后,秦始皇收天下兵与汉武帝独尊儒术,让人们的尚武风气稍被打压,特别是上等社会子弟,往往奉守儒家经学,不再愿意从军参战,汉军之中多是一些外族雇佣兵与喜好冒险的游侠少年,而一般的民众处在大致安定的大帝国内,渐渐都不知兵戈为何物,好在边疆还有李广马援这样的尚武世家一代代为国征战,仍铸就了不朽的大汉铁血军魂。

然而,到了三国末期,随着曹操、关羽、诸葛亮、司马懿等最后一批尚武的军政强人逝去,以及儒家“立命保生”原则与释道消极思想合流而逐渐弥漫于世(注1),中国的英雄时代与尚武社会终于完结。从此,上层沉迷于萎靡而阴柔的文化中不可自拔,下层则只能依附豪强,蝇营狗苟,等到北族内迁,五胡乱华,汉人大多南迁到了温暖的南方,则再无勇气,日益文弱。

作者一向以为,一个理想的国家,应该富国强兵;一个理想的社会,必须文武并重;一个合格的国民,应该文武兼备。但此后的汉人王朝,富庶也罢,衰弱也罢,民众都已不是从前人人能战的民众,士大夫更不是从前出将入相的士大夫,大家都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于是一个个肤脆骨柔,以马为虎(注2)。哪怕是立下卓越功勋的军事将领(包括以征战起家的皇帝),在进入社会上层之后,亦迅速被士族阶层崇尚雅致情趣与文学艺术的生活方式同化,难以保持勇武精神,其子孙更是极力崇尚士风,以撇清其武人出身(注3);于是整个社会,不仅缺乏对外扩张的动力,同时再也难现一个稳定、持续的军事贵族集团。特别是随着短暂关陇集团的解体,源自南朝的文化风尚完全占领了唐的官僚机器,导致军人地位进一步下降。唐末五代以后,兵士脸上甚至要被刺字,与对待囚犯的方法等同。到了宋以后,就连武将的地位也直线下降,大多只能给文官打下手;最夸张的是,宋代以后的军人及其子孙,竟连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都没有,其社会地位与当时最卑下的娼妓与歌女等同,如此待遇微薄,毫无尊严,其战斗力可想而知。总之,自南朝至民国,中国或是陷于外族统治,或是饱受外族欺凌,能够完全自立抵抗外族的时段非常少。

所以,在中国想要成为一位伟大的名将英雄,实在太难了。纵观历史,他们竟极少有善终的,不仅不能善终,他们的黄昏,也格外凄凉,他们在战场上舍生忘死,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最后换来的却往往是君主的猜忌,文官的打压,小人的妒恨,与自己人的背后一刀,于是悲剧从此注定。对于他们,我既哀痛,又热爱崇拜,他们不应被人忘却,而应作为史诗留存万世。

当然,能出现在我这个系列中的名将英雄,都是精挑细选的牛人。首先,作为名将,他们不仅英勇无畏,精通兵法谋略,而且很多都拥有特殊的才华技艺,他们有些是能力非凡的政治家,有些是纵横捭阖的外交家,有些是高瞻远瞩的战略家,有些是毅力非凡的改革家,有些是思想深邃的哲学家,有些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史学家,甚至还有些是国防工程建筑家,军事科技发明家,提振士气演讲家……很多名将,都是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的超人,因为兵者国之大事也,只有全方位的综合型人才,才能成功胜任;而所谓英雄,则是撑起历史车轮,然后扛着它向前走、或者被它碾过的人。所以本系列的目的,就是要细节还原历史现场感与时代风貌,歌颂个体生命对残酷现实的抗争,全景展示中国这两千年来的王朝,名将与英雄史诗。

然而,历史的长河太久远了,名将英雄们的身影被冲淡到太模糊了,他们在千年前的绚烂舞台,光彩耀目,绝世华丽;而我们却在千年后最普通的街头,行色匆匆,人头涌动。两点之间的距离似乎只隔着一张史页,仿佛触手可及,却遥不可及。

那么怎么办呢?

我一向认为,写史即写人,写人即写心,只有深入到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的脉动,所以太史公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实在是破解了历史写作的究极密码(注4)。

然而纪传体的史书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没有一条明晰的时间主线,要了解一件事情往往需要翻阅好几个人物的史传才行,这样就给读者的阅读造成了困难。而自从班固在史传中注入儒家思想,这亦使得中国史传越来越充满了教化的意味,了无诗意与美感,更无趣味可言。中国的史学家也在这种负荷下,载笔沉重,创造不出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欲望的历史人物来。而文学与戏剧所塑造的历史人物,却又远离历史事实的藩篱,更加深了萦绕在历史四周的浓雾。故中国人对历史人物往往如雾里看花,一片模糊,常常陷在“前不见古人”的悲凉境界之中(注5)。

基于此种情况,我决定使用一种新方法,即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挑选一位对历史影响最大的名将英雄,以他的视角见证这一段历史的发展(注6),把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的兴衰联系起来,将人性的分析与时代的背景结合起来,然后将自己的小小心灵沉浸到那个时代的汪洋大海中去,追索那人的事迹,品读他的奋斗,体味他的心境,感同他的悲欢,身受他的挣扎,努力与他灵犀相通和光同尘,而书写出自己对历史对人生的小小感悟,创造出我这独有的“名将英雄两千年”。人生苦短,有大作为者能有几人,然我们一旦能将自己的心灵衔接古之英雄,我们的生命,就会拉长,变为永恒中的一部分。即使百年之后化为尘土,但已于古人和光同尘,我们就不会再孤单,因为我们是他们的一部分,而他们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的一部分。这么想,我们就再不会为他们的离殇与殉道而伤感、怅惘、痛苦,而会产生一种清澈的、澄明的、单纯的、朗荡的史思……那种升华以后的苍茫与沧桑,会开扩我们的视野,绵延了我们的时距,我们变得一方面极目千里,一方面神交古人,那将是一种全新的境界(注7)。

所以,本系列并非小说,也非人物传记,而是一丰富精彩内容多元的历史读物。另外,我还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对原先版本进行了修订,并做了详细的脚注(若放正文,恐阻碍叙事的进展,且会减低读者的兴趣),也算是向我非常喜欢的《史记三家注》与《裴注三国志》致敬吧。需要指出的是,我的这些注解并非单单说明参考文献与材料的来源,而且对其进行了鉴别与考证,另外还对一些相关的论著、考古、名物、文义、体制、社会、风俗、校勘、典故、地理等方面进行了适当的解读与技术性讨论,此即纪晓岚所云“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咱们中国向来有以传解经的传统,这个好的传统不能丢。只不过,经注重在明理,史注重在达事,总之一切有助于进一步叙述历史真相的,我都尽力为大家做了注。

最后,我要感谢一下一直支持、鼓励,并给过我诸多帮助,让我将这个系列坚持这么久的好友师长们,包括但不限于复旦大学葛剑雄老师,中国传媒大学周逵老师,腾讯社会研究院王晓冰、刘小杰老师,凯声文化的凯叔、车红艳老师,季我努学社范国平老师,茂桐笙花文化的钱怡潮、王宁老师,文史老友桓大司马、大橙子等等等等。

但最应该感谢的还是我的家人们,没有他们,我肯定坚持不到现在。你们无法想象为了这套书,我投入了多少的时间,付出了多少牺牲,以及经历过什么样的极端的痛苦。算了不说了,比起那些伟大的名将英雄们,这些事情不值一提,还是让我们先从酷烈的先秦,开启这段名将的史诗之旅吧。这就是我们民族最原初的英雄,他们粗粝能甘,纷华不染,他们的头永远昂着,就算再过几千年,仍有无比震撼人心的力量。

注1:详见赵林《协调与超越——— 中国思维方式探讨》 第二章第五节,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注2:出自《颜氏家训·涉务第十一》:“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注3:详见李硕《南北战争三百年》第十五章第四节《皇权、将领对士族文化的追求》。

注4:另外,用这种方式记录历史,可以很方便的保留历史事件的各种“罗生门”。即同一件事,在不同的史料中记载不同(因作者立场不同),那么不如就将其放在不同的传记中,后世便有机会看见各种不同的说法。这样做的好处是,专业的历史学者可以从任何一种立场的讲述,提取出有意义的历史信息来;而普通读史者也可以通过自己的理解与辨析,发现(自以为)更加接近真相的历史事实。

注5:选摘自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九州出版社2022年版。

注6:此即孟子书中所谓“名世者”,钱穆认为:“在一个时代出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就可以用来代表此一时代,所以称之为‘名世者’。”(钱穆《中国史学名著》,2018:16)

注7:选摘自李敖《北京法源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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