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高演没有遭遇意外,未因“狡兔惊马”而“坠地绝肋”,他的皇位恐怕也难以稳固。早在他离世前五个月,这种迹象就已经显现。就像当初他觊觎侄子高殷的皇位一样,他的三弟高湛(高欢第九子,娄昭君第三子)也开始为夺权做准备,并且表现得越来越不听话。
当时,高演在晋阳主政,而高湛则在邺城掌握重兵,两人的矛盾虽然尚未公开,但暗中已经剑拔弩张。高湛或许未曾料到,命运会突然眷顾他,如同当年高洋逼宫禅位的情景再现。北齐帝国似乎在这十几年后,又陷入了某种历史的轮回。
人在危难之际,往往容易说出过头的话,轻易许下诺言,因为他们不知道能否渡过难关。然而,一旦危机解除,这些诺言便成了负担,甚至成为日后矛盾的根源。无论是被高压掩盖,还是像定时炸弹一样最终爆发,即便是亲兄弟也无法幸免。
在杨愔集团不断施压、高演几乎无力招架之时,他曾向高湛许诺,事成之后让他担任皇太弟,未来接替自己。当时的高演或许只是出于义愤或无奈,随口一说,以争取高湛的支持,因为他并不确定自己能否成功登基。
然而,随着局势逐渐稳定,高演逐渐忘记了当初生死一线的紧迫感,也开始后悔当初的轻率承诺。随着皇位的巩固和人心的聚拢,高演愈发觉得这个皇位本应属于他,他是天命所归,任何人为他所做的都是理所应当的,无需附加条件。于是,他高调立自己的儿子高百年为太子,彻底断绝了高湛的念想。
食言的人,往往担心对方会对自己不利。高演显然没有忘记当初那个近乎玩笑的诺言,他是一个情绪波动较大的人,任何积压的情绪都会引发不快。因此,他对弟弟高湛的信任逐渐减弱,怀疑越来越多。
高演在晋阳即位后,晋阳便成为北齐的实际国都,也是他重点经营的地方。而帝国正式的国都邺城,则逐渐变成了高湛的势力范围。掌管机密的散骑常侍高元海和掌管禁军的领军将军厍狄伏连,都是高湛的亲信。这使得高演感到不安,于是他决定削弱高湛的权力。他将厍狄伏连外调为幽州刺史,并任命自己的亲信、斛律光的弟弟斛律羡为新的领军将军,以分散高湛的兵权。
高湛本来就对哥哥立太子的问题心存不满,现在又觉得哥哥在故意针对他,削弱他的势力。他性格固执,不愿屈服,因此拒绝了库狄伏连的外调命令,也不允许斛律羡到领军府履职。双方陷入了僵持,随后便发生了高殷事件。
高演想除掉高殷,派高归彦前往邺城,秘密地将济南王高殷带回晋阳。高湛对此感到疑虑:哥哥这是在针对我吗?我没有听从哥哥的安排,抗旨不遵,哥哥是不是要借此机会警告我?更让高湛不安的是,他内心一直藏着一个秘密——自从哥哥对他产生怀疑后,他就将高殷视为自己的“救命稻草”。如果有一天与哥哥彻底决裂,他可以拥立高殷复位。难道哥哥已经察觉到了什么?
高湛心里有鬼,越想越怕,认为这是高演对他不利的信号。他把高元海叫来,询问他对这件事的看法。高元海没想到高湛是为了这件事找他,情急之下也没有深思熟虑,只是安慰高湛说,皇太后身体康健,皇上一向以孝顺和友爱著称,不会对济南王做什么,请陛下不必过多担心。
这种没营养的敷衍回答显然不能让高湛满意,他怒气冲冲地质问高元海:“你这是在糊弄我吗?我大半夜叫你来,就是为了听这些废话吗?”
见高湛动了真怒,高元海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但他一时也摸不清具体情况,便推脱说需要时间思考,请求先回家,明天再来复命。
高湛哪里肯依,形势紧迫,哪有时间来回折腾?于是他“留元海于后堂”,让他在这儿凑合一宿,抓紧时间想清楚,想好了再汇报。
高元海一夜未眠,在客房内来回踱步,直到天亮才终于理清了问题的关键。
高湛同样一夜辗转反侧,天还没亮就敲开了高元海的房门,劈头就问:“想好了吗?有眉目了吗?”看着高湛无精打采、两眼通红的样子,高元海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但又怕像昨天一样遭到训斥,便谨慎地说:“属下目前想到三条计策,只是不知是否可行。”
高湛不耐烦地催他快讲,高元海这才缓缓道来:
上策:建议殿下效仿汉朝梁孝王的故事,带几个随从去晋阳,先谒见皇太后,争取她的支持,然后再拜见皇上,主动交出兵权,并保证不再干预朝政。如此一来,殿下可以安如泰山。
高湛眉头一皱,不满地说:“让我退隐山林?这是什么狗屁上策!”
高元海继续说道:
中策:如果上策不行,殿下可以正式上表启奏,申述自己威权太盛,可能会招致众人的非议,请求皇上外放为青、齐二州的刺史,此后低调行事,以保全自身。
高湛瞪了高元海一眼,显然这也不符合他的心意。权力岂是轻易能放下的?
高湛不耐烦地催他说下策,高元海犹豫了一下,说:“这下策我不敢讲,说出来怕遭灭族之祸。”
高湛气得直跺脚,质问他为何还卖关子,宽慰道:“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你怕什么?说吧,说什么都没事。”
高元海这才鼓起勇气说:
下策:济南王高殷是先帝的嫡长子,本应继承皇位,却被高演假托太后的命令废黜。不如召集邺城的文武大臣,拿出高演征召济南王的诏书,然后率众拿下掌握兵权的斛律羡,杀掉高归彦,拥立济南王复位,号召天下“以顺讨逆”。这虽然是下策,但却正中高湛的心坎。
河清二年(公元563年),已经做了两年皇帝的高湛,想起这段往事,气愤地用马鞭抽打高元海,边打边骂:“当年你劝我起兵反叛皇兄,简直是不仁不义,猪狗不如!”
有些人表面上在人群中咋咋呼呼,显得无所畏惧,但实际上却缺乏独行侠的胆识和气魄。高湛便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他虽然行事鲁莽,内心却十分怯懦,天生胆小。这正是那些喧闹之人常见的通病:真正的狠角色往往少言寡语,行动果断,绝不拖泥带水。
在高演设下“鸿门宴”抓捕杨愔、燕子献等人时,高湛表现得异常积极和勇猛。然而,他的勇敢实际上是建立在哥哥高演的支持和庇护之下的。如果没了哥哥做主心骨和后盾,他未必敢如此大胆行动。因此,尽管高元海的话很合他的心意,符合他一直以来的想法,但真正要付诸实践时,他又变得犹豫不决,内心矛盾重重。
最终,高湛效仿二哥高洋,找来术士郑道谦占卜吉凶。结果是:“不利举事,静则吉。”建议他保持低调,静观其变,等待时机。
突破上司的关键在于了解其爱好或需求,并适时迎合,以使其心情愉悦或感到满意。高湛喜欢占卜,自然有人投其所好。正当他举棋不定时,林虑县令潘子密突然求见,声称昨晚夜观天象,发现星宿变化,预言皇帝即将驾崩,高湛将成为“天下之主”。
高湛几乎喜极而泣,激动不已,立即将潘子密扣留在内庭,等待时间验证他的预言是否准确。这一举动也透露出他对潘子密预言的真实期待,希望他所说属实,同时也暗含对潘子密不敢拿性命开玩笑的信任。
得到潘子密的强心剂后,高湛又四处寻找巫师进行占卜,结果惊人地一致:“不须举兵,自有大庆。”这些占卜师似乎都出自同一师门,学的是同一套理论。
既然天意如此,高湛暂时放下了那颗浮躁不安的心,接受了皇兄高演的诏令,派出数百名骑兵,随平秦王高归彦一道,护送济南王高殷前往晋阳送死。
一个人如果对某件事寄予了过多的期望,往往会变得格外谨慎,内心充满紧张与期待。然而,当这份长久的期待突然成为现实时,他反而可能会表现出一种出人意料的平静。
这正是高湛在得知皇兄高演去世并被征召继承大统时的反应。
高演病危时,当赵郡王高叡派来的使者、黄门侍郎王松年快马加鞭赶到邺都,宣读完高演征召他前往晋阳继位的诏书后,高湛并没有像常人预期的那样欣喜若狂。相反,他的内心虽然早已波澜起伏,但表面上却表现得异常冷静。毕竟,这样的消息关系到生死存亡,容不得半点疏忽。
为了确保消息的真实性,高湛派遣了自己最信任的心腹作为密探,迅速赶往晋阳,去验证高演的死讯是否属实。密探的任务是确认棺材中确实躺着的是高演本人。
不久之后,密探带回了确凿的消息:高演的确已经去世。与此同时,平秦王高归彦也从晋阳赶来迎接新帝。此时,高湛才终于放下心来,狂喜之下,他放声歌唱,立即召集人马,准备前往晋阳登基。
然而,到了晋阳后,高湛的疑虑并未完全消除。他担心有人可能图谋不轨,对他不利。于是,他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措施,先派河南王高孝瑜率兵进入皇宫,替换掉了皇城内的所有禁军侍卫,确保自己的安全后,才正式进宫登基,成为了北齐的新皇帝。
高演的去世和高湛的即位,仿佛是一场历史的轮回。多年前,二哥高洋在听到哥哥高澄的死讯后,也曾经历过类似的紧张与谨慎。尽管过程中充满了不安与疑虑,但最终的结果却异常顺利。北齐帝国似乎在这场权力交接中经历了一次冥冥中的轮回。
而高湛即位后的种种行为,也逐渐显露出与高洋执政后期相似的迹象,令人感到困惑与不安。
在这个过程中,平秦王高归彦扮演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重要角色。随着高湛的登基,北齐帝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而高氏兄弟之间的命运轮回,也悄然开始了。
野兽出笼如果要说高归彦的死罪有应得,那么李祖娥母子的悲剧则让人倍感惋惜。谁也不会想到,高湛即位后最想报复的对象,竟然是早已去世、且相隔两朝的二哥高洋。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对高洋的仇恨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实际上,高湛与高洋之间的交集并不深。与高洋、高澄之间的矛盾不同,高湛和高洋在童年时期并没有什么过节,即便在高洋称帝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两人也相安无事,高洋对高湛似乎一直保持着友好态度。
然而,矛盾的积累始于高洋患病之后。高洋患上了精神疾病,身体不再受大脑控制,常常随意鞭打宫女、妃子、臣僚,以及他能看到的所有人,高湛自然也无法幸免。虽然挨鞭子的不止高湛一人,甚至有些人比他挨得更多,比如他的六哥高演,就因为劝高洋戒酒而多次遭受鞭打。
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演和其他大多数人逐渐忘却了当时的痛苦和尴尬,善良地原谅了一个精神病人的行为。但高湛却没有。当时,他碍于高洋作为皇帝的权威,不敢发作,只能将这份仇恨深埋心底。等到他自己登基为帝后,这些积压多年的仇恨便如洪水般爆发了出来。
高洋去世后,被追封为“文宣皇帝”,庙号“显祖”。然而,继位的高湛对此颇有微词。在大臣面前,他反复斟酌,引经据典地说:“《谥法解》中提到,‘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但高洋性情暴虐,嗜杀成性,怎能配得上‘文’这个谥号呢?”说完,他摇了摇头,似乎对这一谥号深感不满。
事实上,高湛避重就轻,因为《谥法解》中还有另一条解释:“经纬天地曰文”。作为北齐帝国的开创者,高洋确实有资格被称为“经天纬地”。他是高氏家族登上皇位的第一人,从这一点来看,他的功绩不容忽视。然而,高湛显然不愿承认这一点,他对高洋的仇恨早已根深蒂固。
几年后,随着舆论的发酵和自身退位为太上皇,高湛终于忍不住下诏,将高洋的谥号改为“景烈皇帝”,甚至连庙号也改为了“威宗”。这些改动表面上是为了纠正历史的不公,但背后却是高湛对高洋深深的怨恨。他恨不得立即掘出高洋的尸首进行鞭挞,但刨坟掘墓不仅会遭到世人的谴责,也会触犯高家族人的感情。毕竟,人死为大,这种行为过于残忍。
于是,高湛决定在现实中寻找一个替代对象,以发泄心中的愤恨。最终,他的目光落在了高洋的遗孀李祖娥身上。
李祖娥曾是北齐的皇后和皇太后,但在高湛掌权后,她逐渐被边缘化。高湛撕下了曾经对她保持的伪善面具,露出了狰狞的一面,对这位手无缚鸡之力的二嫂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
这一系列行为,不仅是高湛对高洋的报复,更是他对权力掌控的极端体现。通过打压李祖娥,高湛试图彻底抹去高洋在历史中的光辉形象,彰显自己作为新统治者的权威。然而,这种做法也暴露了他内心的狭隘与残忍。
李祖娥是北齐时期一位备受瞩目的女性,以其美貌和贤淑著称。她不仅在宫廷中享有较高的地位,也因其温婉的性格赢得了众人的尊重。根据史书记载,李祖娥曾是北齐文宣帝高洋的皇后,尽管高洋在位期间性格暴躁,对待后宫女性常常严厉,但对李祖娥却始终保持着敬重的态度,从未对她动过粗。
李祖娥的美貌不仅吸引了高洋,也曾引起其兄长高澄的注意。
据传,高澄曾对李祖娥有过不当的行为,这反映了当时宫廷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权力斗争。后来,高湛继位为武成帝,他与李祖娥之间的关系也引发了后世的诸多猜测。虽然高湛在后期表现出对李祖娥的冷酷态度,但在初期,他对李祖娥的态度似乎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情感上的依赖,而非单纯的权力斗争或报复心理。
李祖娥的一生充满了波折与无奈。她的前半生看似幸运:自幼嫁入太原王高洋家,成为王妃;随着高洋篡魏建齐,她又被尊为皇后,享受着无上的荣华富贵,生活优哉游哉,仿佛一切都在最好的轨道上运行。
然而,命运的转折点很快到来。高洋的精神状况逐渐恶化,变得残暴嗜血,李祖娥的生活也随之陷入了无尽的噩梦。好不容易熬到儿子高殷即位,她成为皇太后,本以为可以享受母仪天下的荣耀和儿子成长的喜悦,但好景不长,小叔子高演发动政变,篡夺了皇位。这一切的变化如同季节的错乱,春天在她生命中只是短暂的停留,便匆匆离去,留下的是无尽的寒冷与孤寂。
高演夺位后,李祖娥被褫夺了太后的地位,改封为文宣皇后,迁居昭信宫,开始了寂寞清苦的生活。更令她痛心的是,不久之后,儿子高殷也被高演杀害,这对她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精神几乎崩溃。
幸运的是,她还有另一个儿子——被封为太原王的高绍德。他时常来看望母亲,带来关怀、食物和外面的新鲜事。渐渐地,李祖娥那颗冰冷的心开始融化,脸上也重新露出了发自内心的微笑。这种笑容是一位母亲看到儿子成才时的欣慰与满足。
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打算轻易放过她。新的皇帝继位后,李祖娥的命运再次陷入深渊,她的凄惨遭遇才刚刚开始。皇宫中的权力斗争从未停止,而她则在这场风暴中不断飘摇,最终只能默默承受命运的安排。
李祖娥的一生,既是幸运的,又是悲凉的。她经历了从云端跌落谷底的巨大落差,见证了无数的宫廷斗争与血腥杀戮。尽管如此,她依然在困境中找到了一丝温暖与希望,这或许是对她最大的慰藉。
高湛对李祖娥威胁,要和他私通,如果不顺从他,就杀了她的儿子高绍德,无奈之下,李祖娥出于对儿子高绍德的保护,不得不屈服于他的要求。尽管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无奈,李祖娥还是选择了默默承受,因为她深知自己无力反抗。
不久后,李祖娥发现自己怀上了高湛的孩子。这一情况让她感到更加羞愧和无助。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她开始疏远自己的儿子高绍德,甚至拒绝见他。高绍德可能听闻了一些风声,几次被拒后,他情绪激动,在门外大声责问母亲,是不是因为自己是寡妇,又怀孕了,所以不愿见人。这番话深深刺痛了李祖娥的心,最终导致她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女儿一生下来,就结束她的生命。
高湛得知此事后,愤怒不已。你杀我女儿,我就打死你儿子。他认为李祖娥的行为是对他的挑衅,于是下令将高绍德带到她面前,并在众目睽睽之下对他施以酷刑,高绍德也算是高湛的侄儿,高湛当着李祖娥的面,拿钢刀的刀环不停地敲高绍德的头,最终导致高绍德不幸身亡。这一幕让李祖娥陷入了极度的悲痛和绝望之中。
高湛的行为并未就此停止,他的愤怒似乎无法平息。据史书记载,他命令手下对李祖娥施以极为残酷的惩罚。李祖娥被扯掉衣服,被拿鞭子抽打,李祖娥疼到满地打滚,哀嚎不已,在极度的痛苦中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她的身体和精神都承受了巨大的伤害。最终,她失去了意识,被当作一具无生命的物体处理,遗体被草草地丢弃在宫中的沟渠中。
李祖娥并没有死,而是被一位善良的宫女所救。趁着夜色的掩护,这位宫女冒险用车子将她悄悄送出宫外,安置在附近的一座尼姑庵中。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李祖娥伤势痊愈后,决定削发为尼,断绝尘缘,每日诵经礼佛,远离尘世纷争,彻底告别了那个疯狂的王国。
不幸的不仅仅是李祖娥一人。高湛对二哥高洋的妃嫔们也毫不留情,尤其是那些容貌出众的女子,如卢勒和叉妹,都被他收入后宫,供其玩乐。
几年后,高湛去世,胡皇后命令这些女子自尽殉葬。二女悲痛欲绝,哭声凄婉,连后主高纬也为之动容,暗中给了她们一些衣物和银两,偷偷放她们离开了宫廷。
高湛的性格复杂多面,如果用一种动物来形容他,或许可以用骡子来比喻。骡子是驴和马的杂交产物,兼具驴的耐力和马的灵活性,但始终是一种独特的牲畜。高湛似乎忘记了自己是谁的儿子,不仅对嫂子和侄子无情无义,甚至对自己的母亲娄昭君也不屑一顾。娄昭君曾为北齐高家立下汗马功劳,却未能等到孝顺的三子高演为她养老送终,反而由狼心狗肺的五子高湛为她送终。
在娄昭君的丧礼期间,高湛依旧穿着鲜艳的红袍,丝毫没有哀悼之意。宫女们送来孝服,他却一把摔在地上,任由母亲的棺木在灵堂内无声地诉说着幽怨。
更令人震惊的是,没过几天,高湛便无法忍受众人哭丧的氛围,带着美女登上三台,摆酒作乐,仿佛灵棚内躺着的不是自己的母亲。这种行为就连一向谄媚的散骑常侍和士开都看不下去,请求高湛停止奏乐,继续守孝。然而,高湛不仅没有听从劝告,反而勃然大怒,挥拳相向,甚至用皮鞭抽打和士开。
高湛的这种行为,不仅暴露了他的冷酷无情,也让人们对他的人格产生了深深的质疑。
本性难移在北齐皇宫内,高湛的统治日益失控,国家的军政事务也逐渐松懈,国力迅速衰退,给对手创造了可乘之机。北齐的主要威胁依然来自西边的北周和北方崛起的突厥。清河二年(公元563年),高湛命令司空斛律光率领两万名步骑兵,在北部边境修筑了二百里的长城,并增设了十二个戍所。
面对突厥,北齐的战略从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而对于宿敌北周,形势则更为严峻。北齐与北周的边界由黄河天然分隔,高洋在位时,北齐军事力量强大,北周不得不在冬季黄河结冰时,动员大量士兵和百姓开凿冰面,以防北齐军队踏冰入侵。
然而,到了高湛统治时期,局势发生了逆转。每到冬季,黄河刚一结冰,反而是北齐的士兵和百姓忙着开凿冰面,以防止北周的突然袭击。这一变化让斛律光深感痛心,他不禁感叹道:“我们过去常有吞并关陇的雄心壮志,如今却只沉溺于声色犬马!”他对国家的衰落感到无比失望,对高湛的荒唐行为更是失望至极。不久之后,这种灾难也降临到了他自己的头上。
北周在初期由于内部政局动荡,无力与北齐抗衡。这一局面源于北周的建立背景:宇文泰去世后,其侄子、大司马、晋国公宇文护效仿北齐文宣帝高洋,迫使西魏恭帝禅位,拥立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建立了新的政权,称为北周。尽管宇文觉名义上是皇帝,但实际上权力仍掌握在宇文护手中。宇文觉对宇文护的专权不满,试图除掉他,但计划泄露,反而被宇文护废黜并杀害。
随后,宇文护拥立了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为帝,继续掌控朝政,担任大冢宰,牢牢掌握实权。宇文毓虽精明能干,但宇文护对他并不放心,最终在北周武成二年(公元560年)四月,宇文护毒死了宇文毓,并立宇文泰的第四子宇文邕为帝,即周武帝。
宇文邕深知宇文护的势力庞大,因此在继位初期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避免与其直接对抗。直到建德元年(公元572年),宇文邕认为时机成熟,才与弟弟宇文直联手,一举铲除了宇文护,从而真正掌握了北周的政权。
通过这一系列事件,北周逐步稳定了内部局势,为日后对抗北齐奠定了基础。
在宇文邕韬光养晦的时期,宇文护大展宏图,北周国力逐渐增强,也开始对老对手北齐虎视眈眈。尽管北齐国势渐衰,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凭借其丰厚的家底和过去的积累,北齐在三国之中仍然是实力雄厚的一方。无论是北周还是突厥单独进攻,北齐都有能力应对。然而,如果北周与突厥联手,局势就变得难以预测。
关于北周与突厥的联合,其间还有一段插曲。北周派遣御伯大夫杨荐和左武伯王庆出使突厥,试图说服突厥木杆可汗阿史那俟斤共同出兵攻打北齐,并承诺迎娶他的女儿为皇后。杨荐和王庆详细描述了北齐国内的混乱局面和皇帝的昏庸,成功打动了木杆可汗。
这一消息很快被北齐的探马得知,北齐皇帝高湛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即派出使者前往突厥求婚,并携带了极为丰厚的礼物。
木杆可汗见状,不禁喜出望外,没想到自己的女儿如此抢手,甚至有些飘飘然。在比较了两国的礼物后,他发现北齐的聘礼更为优厚,便倾向于答应北齐的求婚,心想嫁给谁不是嫁呢?
为了表示诚意,木杆可汗决定将北周的使者杨荐和王庆扣押,准备连同自己的女儿一起送往北齐。
这一举动激怒了杨荐,他大声斥责木杆可汗,揭开了突厥与北周之间的旧情:两国曾长期友好,当年突厥治下的柔然部落有数千人投奔北周,北周按照突厥的要求全部归还。如今木杆可汗却背信弃义,忘恩负义,难道不怕遭天谴吗?
杨荐的言辞激起了木杆可汗的豪情壮志,最终他决定:无论北齐的聘礼多么丰厚,他的女儿也要嫁给北周的君主,并承诺立即整顿兵马,与北周一起“共平东贼”。
北周皇帝心中已有定计,随即下令兵分两路进攻北齐。北路军由柱国杨忠统领,率领一万步骑兵,并与突厥的木杆、地头、步离三位可汗亲率的十万精锐骑兵会合,从北方直扑而来;南路军则由大将军达奚武指挥,带领三万步骑兵从平阳出发,自南向北进发。两路大军约定在晋阳会师,共同围攻北齐重镇。
然而,边境局势紧张之际,天气也变得异常恶劣。南北千余里的广袤土地上,大雪纷飞,连续下了数十天,积雪深达数尺。北齐皇帝高湛顶风冒雪从邺都赶往晋阳时,北路的周突联军已经克服了恶劣天气的阻碍,连克北齐二十多座城池,兵临晋阳城下。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高湛内心恐惧再度涌现,换上军装后,甚至准备带着宫女逃离晋阳。关键时刻,赵郡王高叡和河间王高孝琬挺身而出,拦住高湛的坐骑,劝他不要逃跑,否则军心涣散,后果不堪设想。高湛最终勉强同意留在城中,并在河间王高孝琬的建议下,将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赵郡王高叡,而具体的攻防任务则由并州刺史段韶负责。
在众将的强烈要求下,高湛亲自登上晋阳北城的城楼,为将士们壮威。令他意外的是,经过高叡和段韶重新调配部署的北齐军队,列队整齐,士气高昂,仿佛一群嗷嗷待哺的西北狼,随时准备迎战强敌。看到这一幕,高湛悬着的心终于稍稍放下,信心也随之增强。
这场战役不仅考验着北齐君臣的智慧与勇气,更决定了两国命运的走向。晋阳之战,一触即发。
不仅高湛感到震惊,突厥首领木杆可汗同样大为意外。他被北周的误导带到了城下不远处,此刻正不停地责怪柱国杨忠:“你们说齐国混乱不堪,一击即溃,现在看来哪里像是混乱的样子?我上了你们的大当了!”
事已至此,木杆可汗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进。然而,当周突联军踏着积雪艰难地逼近城下时,早已严阵以待的北齐精锐突然杀出,士气高昂地呐喊着冲向敌军。突厥军队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势吓得不战而逃,剩下的北周军队孤掌难鸣,很快就被北齐军打得惨败,狼狈逃回关中。
突厥军千里出征,却颜面尽失,觉得此行毫无价值。在撤退途中,他们大肆劫掠,将晋阳以北七百多里的地方洗劫一空,满载而归。
然而,当他们退至陉岭时,由于地冻路滑,突厥士兵不得不铺设毛毡才能通行。马匹疲弱不堪,膝盖以下的毛发都被冻掉了。等他们好不容易走到长城时,大部分军马已经死亡,士兵们也冻死无数,幸存者疲惫不堪,甚至不得不截短长矛当作拐杖拄着回家。
相比之下,南路的战况更为惨烈。司空斛律光率领三万步兵驻守平阳,成功阻住了达奚武的进攻。当晋阳大捷的消息传来,达奚武也迅速撤兵。斛律光亲自率军追击,一直追入北周境内,俘获两千余人,大胜而归。当斛律光回到晋阳向高湛报喜时,劫后余生的高湛激动得抱住斛律光的头,痛哭流涕,为有这样一位忠勇的将领感到欣慰。
然而,仅仅五个月后,高湛的暴虐本性再次发作,竟对斛律光的女婿下手。
斛律光的女儿嫁给了高演的儿子、曾经的太子、后来被降封为乐陵王的高百年。高演去世后,他的弟弟高湛继位成为皇帝。高湛对这位年仅九岁的小侄子一直心存忌惮,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理由除去他。
机会终于在河清三年(公元564年)五月出现了。当时,有术士向高湛报告,天上出现了不祥之兆:“白虹晕日两重,又横贯而不达”,并且伴有赤星出现。这种天象在古代被认为是预示着国家将有大难或皇室将有变故。
为了驱除这股邪气,高湛采取了一个古老的仪式:他命人用大盆盛满水,映出赤星的影子,然后迅速盖上盖子,试图借此消解赤星带来的凶兆。然而,结果却更加令人不安——“一夜盆自破”。虽然现代人可能会认为这只是偶然事件,甚至可能是顽皮的小太监不小心打翻了盆,但在当时,高湛坚信这是天意,预示着更大的灾难即将来临。
为了平息这场灾异,高湛决定采取极端手段。他想起了高百年,这位曾经的太子,尽管年幼无知,但他的血统仍然让他感到威胁。巧合的是,当时有一位名叫贾德胄的博陵人正在教导高百年写字。一天,高百年不经意间写下了几个“敕”字,这些字通常只有皇帝才有资格使用。贾德胄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立即将这些字封存起来,并上报给高湛。
高湛知道后,暴怒异常,立刻派人召见高百年,准备以此为借口对他问罪。这个小小的疏忽成为了高百年命运的转折点,也标志着他悲剧的开始。
高百年年纪虽轻,却聪明伶俐,深得人心。然而,他从未被皇叔高湛召见过,今日突然接到急召,心中早已预感不祥。为了以防万一,他割下自己佩戴的玉佩,留给了妃子斛律氏,然后才前往见高湛。
高湛命他写下“敕”字,结果笔迹与贾德胄密报中的极为相似,证据确凿。高湛毫不犹豫,下令侍卫们殴打高百年,并将他拖着绕着凉风堂边走边打,沿途鲜血淋漓。
高百年大声呼救,苦苦哀求:“叔叔饶命,我愿意做您的奴仆。”但高湛稳坐龙椅,面无表情,嘴角浮现出一丝阴险的笑容——他终于可以消除所谓的“赤星灾气”。直到高百年的气息奄奄时,高湛才下令将其处死,尸体被抛入水池,池水瞬间被染成一片血红。这正是高演临终前最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
斛律氏闻讯后悲痛欲绝,看着丈夫留下的玉佩,决定绝食以示哀悼。一个多月后,她也追随高百年而去。去世时,她的手中依旧紧紧握着那块玉佩,任谁也无法掰开
最终,还是她的父亲斛律光亲自前来,才将玉佩取出。
兰陵王入阵高湛撕下了伪善的面具,再度展现出他凶狠的一面,同时也给了邻国北周一个机会。在周突联军败北后,实际控制北周政权的大冢宰宇文护颜面尽失,心中满是不甘,决心再次联合突厥以报此仇。
突厥方面,自上次失利后也急于挽回颜面,因此积极响应宇文护的提议,集结了本国的精锐骑兵,并进一步召集各部落的军队,准备全力一战。木杆可汗派使者回复宇文护:兵马已集结完毕,只等北周一同伐齐。
在等待回信的过程中,突厥甚至单方面南下,侵入长城,进入幽州,在北齐境内大肆劫掠。然而,尽管突厥士气高昂,北周方面却因为宇文护母亲的出现而迟迟没有动静,甚至开始动摇,考虑退兵。
原来,当年宇文泰西走关中时,曾派人到晋阳迎接宇文护,但由于行动仓促,宇文护的母亲阎氏和宇文邕的姑母被留在了晋阳。北齐代魏后,她们被安置在中山宫,担任侍役。
宇文护掌权后,曾多次派人寻找二人的下落,但一直未能找到。
得知北周欲再次联合突厥的消息后,高湛心生恐惧,主动派遣使者前往北周,告知宇文护:你的母亲和周帝宇文邕的姑姑目前都在北齐,如果北周愿意与北齐修好,北齐将派人护送她们安全返回长安。
为了表达诚意,高湛首先将宇文邕的姑母送还,并代宇文护的母亲给宇文护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你如今位极人臣,富贵荣华,但你的母亲年已八十,仍漂泊在外,你真的幸福吗?现在承蒙大齐皇帝的恩德,允许我们母子团聚,这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希望你能珍惜。”信中还提及了宇文护年幼时的几件往事,以及他母亲阎氏所穿锦袍的颜色和样式,以证明信中的内容真实无误。宇文护读罢此信,不禁大哭,急忙回信感谢高湛的“霈然之恩”,并表达了两国摒弃前嫌、永世修好的真诚愿望。
高湛收到这封信后,感到非常欣慰,但他并未立即送回阎氏,而是继续与宇文护通信,观察对方的态度,期待得到更明确的承诺。
宇文护再次回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于是两国使者在晋阳与长安之间“往返再三”,反复磋商。
最终,高湛觉得时机成熟,决定遣还阎氏。他派人快马加鞭,带着宇文护的信前往边塞,征求当时正在防御突厥的并州刺史段韶的意见。段韶却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周人反复无常,缺乏诚信”。宇文护为了接回母亲而请求和好,却没有正式派遣使臣前来,可见其并无诚意。此外,如果仅凭几封书信就送还其母,可能会让对方觉得北齐软弱可欺。因此,段韶建议先表面应承,等到两国关系真正稳固后再送不迟。
然而,高湛并不耐烦等待,最终还是决定大方地将阎氏送回长安。这一举动虽然体现了他的宽宏大量,但也为后续的局势埋下了隐患。
宇文护迎回母亲后,举国欢庆,大赦天下。然而,他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此时出兵伐齐显然不合时宜,既怕母亲责怪,又担心背负背信弃义的骂名;另一方面,若不出兵,又会失信于突厥,突厥早已磨刀霍霍,多次派人催促,一旦双方反目,边患将起。
经过深思熟虑,宇文护最终决定恳请周帝宇文邕,要求亲自率兵伐齐,同时派遣柱国杨忠北出沃野,接应突厥军队。
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十一月,宇文护征召了关中府兵二十四军、相府左右厢禁军、秦陇巴蜀等地的地方军,以及羌、胡归附的番兵,共计二十万人,浩浩荡荡东征北齐,气势如虹。
大军抵达潼关后,宇文护分兵三路并进:
中路:由宇文护亲自率领,以柱国尉迥为前锋,带领十万精兵直取洛阳。
南路:由大将军权景宣统领,率领荆州、襄阳之兵进攻悬瓠。
北路:由少师杨檦指挥,从轵关出兵。
三路大军进展各异。少师杨檦曾在邵州刺史任上镇守北周边境二十余年,多次击败北齐,但此次却因轻敌冒进,不设防备,被北齐太尉娄叡击败,最终投降了北齐。相比之下,其他两路进展较为顺利。权景宣成功围困悬瓠,北齐豫州刺史高士良和永州刺史萧世怡相继献城投降,使得南线取得了一定的优势。
然而,真正的激烈对峙发生在中路。宇文护亲率的中路大军与北齐主力展开激战,双方互有胜负,局势一度陷入僵持。南北两线虽有得失,但整体上形成了对北齐的夹击之势,战局复杂多变。
宇文护率军进驻弘农后,前锋尉迟迥的大军已将洛阳围得水泄不通。
齐国公宇文宪、泾州总管王雄以及不久前被任命为同州刺史的大将军达奚武,则驻扎在邙山之南,形成策应之势。
邙山位于洛阳城北、黄河之南,自古以来就是洛阳的天然屏障。周军随即对洛阳展开了猛烈进攻,筑土山、挖地道,几乎用尽了所有攻城手段,但连续三十天的攻击仍未取得突破。宇文护心急如焚,亲自率领后续部队赶来,与尉迟迥的先锋军会合,准备合力攻城。
与此同时,北齐的援军也赶到了。兰陵王高长恭和司空斛律光率领的援洛部队抵达洛阳以北三十公里处,见周军势大,不敢轻举妄动,暂作驻扎。
北齐武成帝高湛紧急下令并州刺史段韶,让他暂时放下防备突厥的重任,火速驰援洛阳。段韶随即率领一千精锐骑兵南下,而高湛本人也从晋阳亲自赶赴洛阳督战。
段韶抵达洛阳后,与兰陵王高长恭、司空斛律光一同登上北邙山,仔细观察北周军队的部署。不久后,三人在太和谷与北周军遭遇,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段韶并未大肆宣扬,迅速派遣骑兵通知各军,召集所有骑兵前来会合。他将骑兵分为三路:自己率左军,兰陵王高长恭率中军,斛律光率右军,突然出现在周军面前。谷中的周军猝不及防,见到北齐骑兵如从天而降,惊慌失措之下急忙派步兵上山迎战。
段韶的左军采取了诱敌深入的策略,且战且退,待对方兵力疲惫时突然下马进攻。周军顿时崩溃,被杀得七零八落。与此同时,斛律光的右军遭遇了猛烈的攻击,周将王雄策马冲杀,勇猛异常,斛律光不敌,被迫退走,最后只剩下一名士兵和一支箭。然而,当王雄要求斛律光下马投降时,斛律光并未回应,而是弯弓搭箭,一箭正中王雄前额,王雄抱马逃走,周军随之溃败。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中路。兰陵王高长恭身披铠甲,戴上一副青面獠牙的青铜面具,率领五百骑兵冲入周军的包围圈。周军乍见这狰狞的面具,以为是鬼神降临,早已吓得目瞪口呆,根本无心抵抗。
高长恭乘势杀出一条血路,一路砍杀,直逼洛阳东面的金墉城下。金墉城守将见状不明,不敢轻举妄动,直到高长恭脱去甲胄露出真容,才慌忙出城迎战。双方激战后,围城的周军四散溃逃,从邙山到谷水之间三十里范围内,到处都是周军丢弃的兵器、铠甲和营帐。
至此,邙山之战以北齐军的决定性胜利告终。随后,北齐大军跟进,与洛阳守军联合出击,彻底打破了周军的包围圈。北周齐国公宇文宪灰头土脸,心中憋闷,原本打算拼死一战,但在达奚武的劝说下,意识到大军已溃散,军心不稳,不宜再战。于是,宇文宪只得下令连夜拔营退兵,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这场战役不仅展现了北齐将领们的卓越指挥才能,也彰显了士兵们的英勇无畏,成为历史上一段传奇。
权景宣得知洛阳的北周军队已经撤退,便也放弃了对豫州的进攻,率军撤退。而原本计划与突厥会师的杨忠部队,此时却尚未与突厥取得联系。在行军途中,
由于天气恶劣和军粮短缺,杨忠的部队士气低落,士兵们疲惫不堪,几乎无法继续前进。面对困境,杨忠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他召集了沿途稽胡各部的酋长,声称自己此行是奉大冢宰之命,准备联合突厥攻打他们这些部落。
然而,如果他们愿意提供粮草支援,杨忠承诺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稽胡各部闻讯后,纷纷送来粮草,解决了军队的燃眉之急。就在大军准备继续前行时,突然收到了长安传来的罢兵命令,杨忠只好带领部队原路返回。
这次事件使得北齐暂时解除了边境的威胁,迎来了几年难得的和平。高洋主政期间下令修缮的《齐律》也得以完成并正式施行,北齐帝国进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治世时期。
在这段看似平静的时光里,兰陵王高长恭因邙山之战的英勇表现,成为了北齐男儿心中的偶像。他戴着面具冲锋陷阵,力挽狂澜,赢得了无数赞誉。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北齐内部权力斗争的加剧,高长恭不得不摘下象征荣誉与胜利的面具,转而戴上另一副面具,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政治局势。尽管他在战场上威名远扬,但在朝堂之上,他必须小心翼翼地伪装自己,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
表面上,北齐似乎进入了繁荣昌盛的时代,但实际上,潜藏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不久之后,小人当道的局面逐渐显现,北齐的辉煌开始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