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赞比亚购买12架歼6，竟称合同被烧，拒付余款，中方反应却再获大单。 七十年代末，国际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也开始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过去单纯的无偿援助逐渐转向互利共赢的有偿服务模式。 这种转变并非偶然，而是基于中国自身发展需要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深思熟虑。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需要在对外援助与自身发展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军事贸易成为中国对非洲国家合作的新亮点。相比其他领域，军事装备贸易不仅能为中国带来外汇收入，更能增进军事合作关系。 1979年，一个来自赞比亚的军事采购团来到北京，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采购一批战斗机。这批战机将用于更新赞比亚空军的装备。 双方经过友好协商，最终达成了12架歼6战斗机的采购协议。考虑到中赞两国的传统友谊，中方给出了970万美元的优惠价格。 这个价格在当时的国际军贸市场上确实称得上是＂友情价＂。同期西方国家出售类似性能的战斗机，价格往往要高出30%以上。 合同签订后，赞比亚方面按约定支付了154万美元的首付款。这笔订单的顺利达成，标志着中国军贸事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2架歼6战斗机按计划完成生产后，陆续交付给赞比亚空军。中方还派出技术人员协助安装调试，并对赞方飞行员和地勤人员进行了系统培训。 这批战机的性能表现相当不错，赞比亚空军对此非常满意。歼6虽然不是最先进的战斗机，但其可靠性高、维护成本低的特点非常符合非洲国家的实际需求。 进入八十年代后，非洲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入非洲市场，带来了诱人的发展承诺和随之而来的沉重债务。 在这股经济浪潮中，赞比亚也未能幸免。大量西方资本的涌入，虽然在短期内带来了经济增长，但也让这个非洲国家背负了巨额外债。 西方债权人采取了强硬的追债政策，给赞比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在高利息和严格还款期限的双重压力下，赞比亚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 此时的赞比亚面临着严峻的债务困境，外汇储备持续下降。政府不得不在各种债务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 对于中国军贸债务的拖欠，起初赞比亚还能断断续续地支付一些。但随着债务危机的加深，这种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198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让这个本就复杂的债务问题变得更加棘手。赞比亚国防部大楼发生火灾，火势从右侧的副总统办公室开始蔓延。 这场火灾造成了大量文件的损毁，其中就包括了与中国的歼6战机采购合同。合同的烧毁，给债务问题带来了新的变数。 赞比亚方面开始以合同文件遗失为由，表示无法确认具体的欠款金额。这个说法虽然牵强，但在没有原始合同的情况下，确实增加了追讨债务的难度。 这种情况让中国方面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交易的事实是确凿的，12架战机确实已经交付使用；另一方面，在缺乏原始合同的情况下，具体追讨起来却面临着法律和外交上的诸多障碍。 更复杂的是，这一时期赞比亚的经济形势持续恶化。西方债权人的强硬态度，让赞比亚政府不得不优先考虑偿还利息高昂的西方债务。 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的欠款被一再推迟。赞比亚采取了一种既不明确拒绝，也不实际还款的模糊态度。 这种状况让中国的债务追讨工作陷入了困境。与西方债权人不同，中国无法也不愿采取过于强硬的追讨手段。 这个困难时期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中期。虽然中国派出了常驻催收人员，但收效并不明显。 面对这个棘手的债务问题，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开始积极寻求解决方案。通过多方沟通和协调，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中国方面主动提出了灵活的还款方案，这让赞比亚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方案的核心是允许赞比亚在每年偿还西方债务时，匀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支付中国债务。 这个方案的关键在于设置了浮动的还款额度，从最低20万美元到最高200万美元不等。这种灵活的还款方式充分考虑了赞比亚的实际支付能力。 同时，中方还找到了当年交易的相关档案复印件，这为解决合同遗失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些文件的提供，既解决了法律上的障碍，也表现出了中国的诚意。 这种灵活务实的做法，与西方债权人的强硬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的这种做法，让赞比亚政府深受触动。 渐渐地，赞比亚开始按照新的还款计划，逐步偿还欠款。这种循序渐进的还款方式，既保证了债务的逐步清偿，又不会对赞比亚的财政造成过大压力。 到了九十年代，这笔军贸债务已经基本还清。这个结果证明，中国采取的灵活政策是非常成功的。 更令人意外的是，这种友好的解决方式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赞比亚政府开始主动向中国企业抛出更多的合作机会。 新的订单总额达到了约两亿元，远超过原来的军贸合同金额。这些新业务涉及多个领域，显示出双边合作的深化和扩展。 中国企业在执行这些新订单时，依然保持着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标准。从产品交付到后续维护，中方始终秉持着认真负责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