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2日，东北军连长于文俊带人冲入军长王以哲的卧室说：“老师，对不起。”说完，举枪就打，王以哲身中九枪而死。 2月1日深夜，东北军少壮派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秘密开会，决定除掉主和的东北军将领，由于大部分东北军将领都在前线率部和蒋军对峙，所以在西安的军长王以哲和何柱国成了被杀的重点人物。 会后，卫队二营代营长商同昌向连长于文俊传达孙铭九的命令：“杀掉王以哲！ ” 宣读命令后，商同昌问于文俊：“你准备如何执行？” 于文俊说：“我想过，我带一排兵坐大卡车到粉巷胡同口下车。这一带每天早上都有操练跑步的队伍，我们列队唱歌通过他的大门，趁其不备，突然散开行动，打他个措手不及！” 商同昌问： “你知道王以哲的屋子吗？” 于文俊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以前进过他房间。”于文俊自信地回答。 2月2日早上，于文俊带一排人出发后，商同昌加派了一批便衣武装，在粉巷附近巡风接应。 东北军少壮派近日的异动，不是没有端倪，杨虎城及东北军前线将领刘多荃等人也都派人劝说王以哲，让他不要待在家中，换个地方住，或者在门口增派卫兵，但王以哲认为事情没有这么严重，婉言拒绝。 当于文俊带着一排士兵到了王以哲家门时，门口的几个卫兵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正当他们要询问时，当场被制服，收缴了武器。 卧病在床的王以哲听到门口的动静，敏锐的感到不对劲，他强撑着病体，坐起来大喝说：“不要乱来。” 冲上前来的于文俊大喊了一声：“军长，学生对不起啦！”说罢，与另一个军官双枪齐发，王以哲身中九弹，倒在血泊中。 过了一会，商同昌赶来，他看见王以哲卧在血泊中，上前验查，清点伤口，发觉他身中九枪，证实确实已经死亡。 这时的商同昌并无任务完成的欣喜，而是叹了口气，他伸出一只手，拉被子遮住王以哲的尸体。走出王以哲的卧室后，商同昌看见有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被捆着，又吓又冻，在寒风下浑身瑟瑟发抖。 于文俊报告说：“这就是王军长的太太。” 商同昌气愤的说：“把她放开，抓她干什么。” 几个士兵奉命上前松绑，王夫人泪流满面，无声地坐在冰冷的地面上。 商同昌上前安慰说：“我们都是一块儿从东北来的，迫不得已打死军长，我们也都痛心！这事与你们家里人没有关系，你赶快到街上买口棺材把军长盛殓起来。” 看到营长商同昌的态度后，一个士兵识相的从屋内拿出一件大衣，披在王夫人身上。 王夫人边哭边说：“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商同昌听了之后，气血涌上头，他后来回忆说：“我听了王太太的话后，头嗡了一下。” 见部下竟然干出这种勾当，商同昌气得责问于文俊：“我们绝不是来杀人抢劫的！” 见于文俊低头不语，商同昌说：“”你赶快查清楚，把钱和金子给王军长家找回来，否则你负这个责任。” 商同昌又对王夫人说：“如果有这么一回事，钱我一定给你们找回来。” 回营以后，商同昌召集第五连官兵训话：“你们拿了王军长家里的金子和钱，张副司令回来我们怎么交代？赶快如数交还，给王家送回去。” 王以哲被杀的同时，孙铭九派去何柱国家中的一队人却扑了空，原来，何柱国早一天跑去杨虎城的公馆躲了起来。 孙铭九带人去杨公馆，试图将何柱国抓出来打死，杨虎城得知后，气得出来大骂，孙铭九等人一看苗头不对，慌忙离开。 大难不死的何柱国，事后，为表达感激之情，专门赠送杨虎城一只银鼎。鼎上刻有“再生之德”四字。 王以哲被杀后，西北“剿总”交通处副处长宋学礼也被少壮派枪杀了。宋学礼还有一个身份，王以哲的副官，因此他和王以哲都上了被杀的黑名单。 西北“剿总”参谋处处长徐方也在黑名单上，罪名是秘密和南京联系。孙铭九派去杀徐方的人到时，徐方根本毫无准备，还上去寒暄了几句，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死了。 王以哲被杀的消息，让前线的东北军将领大为震怒，纷纷派人和蒋军联系求和，以便腾出手了对付少壮派，东北军的内讧开始了。 行动最快的是师长刘多荃。他下令渭南前线的旅长唐君尧率先头部队向西安进发，首先占领西安东大门临潼。 在西安事变中，刘多荃和唐君尧都是临潼捉蒋的主要参与者，而在王以哲被杀后，却马上调转枪头，直趋西安，可见这一事件对东北军造成了何等严重的分裂。 少壮派根本没有预料到杀死王以哲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逃离西安。来不及走的少壮派，不少被杀，比如带队枪杀王以哲的于文俊，被刘多荃带到王以哲的灵堂前，剖心祭奠。 少壮派发起这次事变，本意是为逼迫南京释放张学良，但造成的结果却是让东北军将领倒向南京，反而使得张学良再无获释的可能。 孙铭九、应德田后来投靠汪伪，担任伪职，成了汉奸，苗剑秋去了日本办起了杂志。三人后来走的道路，让曾经信任他们的张学良震惊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