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整理书柜时，一张1987年的《大众电影》从故纸堆里滑落。封面女郎的卷发像一团

清晨整理书柜时，一张1987年的《大众电影》从故纸堆里滑落。封面女郎的卷发像一团凝固的烟云，边缘泛着褐色的潮斑。我忽然想起那个夏夜，弄堂口的电视机前挤满汗津津的肩膀，屏幕里刘晓庆的红裙灼痛了整条街的眼睛。 那时的风总裹挟着油墨与煤灰。我们踩着凤凰牌单车的链条声穿过胡同，书包里藏着从新华书店“窃读”的《朦胧诗选》。售货员早看穿少年们佯装翻书实则默诵的把戏，却总在闭店前悄悄挪开监控的目光。筒子楼的公共厨房里，邓丽君的歌声与炒白菜的油烟一同盘旋而上，六户人家共用一根晾衣绳，飘荡着的确良衬衫与集体主义的余温。 八十年代是最后的手写时代。情书要用复写纸誊抄三份，一份寄给远方的姑娘，一份锁进饼干盒，一份被风卷进厂区公告栏。工友们围读《伤痕》时，翻页的手指在铅字上留下汗渍，仿佛那些文字会从纸面蒸发，必须抓紧时间吞咽。就连忧伤都带着体温——大学录取通知书被雨水洇湿的夜晚，班主任打着手电来送钢笔；录像厅散场后，陌生人分食同一包五香蚕豆，银幕上的《红高粱》把所有人的瞳孔染成琥珀色。 而今站在落地窗前俯瞰城市，玻璃幕墙倒映着无数发光的囚笼。外卖骑手与白领在电梯里共享三十秒沉默，算法早已计算好我们怀念邓丽君时的眼角纹路。购物车里的“复古搪瓷缸”标价198元，却再泡不出当年厂办幼儿园大麦茶的涩香。 或许我们真正怀念的，是那个尚未被“自我”吞噬的年代。当第一代个体户在夜市挂起灯泡时，光晕里晃动的不仅是蛤蟆镜与喇叭裤，更是一个民族笨拙而真诚的试衣镜。如今物质丰盈的橱窗里，每个人都在孤独地试穿千万种人生，而1980年代，我们曾共享同一件打补丁的衬衫，在匮乏中咀嚼出惊人的甜。 暮色中，我翻开那本脱胶的诗集，北岛的墨迹早已褪成蓝灰：“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但记忆中的八十年代，搪瓷缸相撞时，分明溅起过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