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还是大意了 张作霖专列到达天津火车站 ，两个重要人物下车没有引起张作霖的足够警惕。 一个是张作霖的军事顾问町野武马，他在天津以会晤张宗昌为由提前下车。作为日本人，此时的町野已经预感到张作霖回奉天的火车是非常危险的了。 另一个是靳云鹏，他是张作霖扶植的内阁总理，原定与张作霖一起到奉天，但在天津车站，他收到一封急件，要他马上返回北京处理急事。 之后，张作霖部属有人感觉异常，曾劝张作霖调换车厢，张作霖看着铁路旁密集警戒的东北军官兵，不以为然。或许张作霖过于自信，或许张作霖小看了日本关东军，如果他换到其他车厢，如果他在新民车站下车，就可以躲过这次暗杀。 早年，张作霖依靠日本的支持逐步掌握了东北的军政大权，日本通过支持他，获得了在东北地区的利益。张作霖对日本的依赖让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日本的傀儡。 直到1927年，他对日本的依赖感到逐渐不满。 田中义一上台后，日本对华政策变得更加强硬。此时的张作霖，已经表现出不愿完全听从日本指挥。 他对日本的某些要求选择拒绝。尤其是在1927年，张作霖的政策开始表现出对美英等国的依赖，并试图通过联美来平衡日本的压力。 日本认为，张作霖有脱离日本控制的意图，甚至有可能通过联合美方来对抗日军的侵略。这期间，日本对他的指令越来越多，张作霖也逐渐感受到压抑。 1928年，蒋介石的军队越来越接近北京。日本外交官芳泽在多次施压后，要求张作霖撤回东北，避免战争波。 张作霖表现得愈加反感，最终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决定坚守北京。 在张作霖拒绝离开北京后，日方决定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 6月初，张作霖的专列准备从北京返回东北。张作霖的专列上，除了他本人，还有许多随行人员，包括亲属、政府高官以及部分军队成员。 几乎所有跟随他的人都知道张作霖乘坐的具体车厢。 在经过几个站点的停靠后，专列于6月抵达沈阳附近的皇姑屯。 在那里，埋藏已久的炸药被引爆。 日本关东军对张作霖的排斥已久，部分原因是他未能满足关东军在东北的特权要求。 为了能够在东北获得更多的利益，关东军决定铲除张作霖，并破坏东北军的指挥系统。 关东军司令官岗村长太郎下令暗杀张作霖，而负责具体策划的正是河本大作。根据河本大作的回忆，暗杀行动的具体执行者包括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和土肥原贤二。 在准备过程中，关东军在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桥下埋设了三十公袋炸药，安排了专门的冲锋队，并且有人员密切监视张作霖的行踪。 显然，除了日方的精心策划之外，还需要有内鬼的支持。 关于内鬼的猜测，一直存在于公众的讨论之中。 1928年，日本投降后，河本大作逃亡至阎锡山的控制区。 1945年，阎锡山收留了他等关东军的残余力量，并利用这些人从事反共活动。 然而，在我军对河本大作的审讯过程中，河本大作供认了自己的罪行，他不仅参与了张作霖的暗杀，还是这一事件的主要策划者。 至于内鬼的身份，张作霖专列上的每一个人都存在一定的嫌疑，尤其是在天津和山海关等停靠站下车的人员。 根据调查，这些人有可能在知道暗杀计划后，提前离开。其中，在天津站下车的人中，包括靳云鹏、潘复、鲍贵卿和杨毓珣，而町野武马则在该站下车后声称要与张宗昌见面，但后来并未前往。 值得注意的是，町野武马此前与日本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结合其他证据，町野武马很可能是泄露张作霖行程的关键人物之一。 关东军的参谋长斋藤恒在回忆录《斋藤日记》中提到，町野武马其实是日本间谍，长期安插在张作霖身边，为关东军提供情报。 根据斋藤的回忆，町野武马曾在与张作霖同行时，提出建议希望他在白天抵达奉天。若张作霖在白天到达，关东军的行动会更加迅速、准确。 值得注意的是，町野武马并没有直接与张作霖分离，而是在途中找借口在天津下车。 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的死保密。然而，日方对此表示怀疑，并不断派人慰问。 就在日本派遣的外交官和总领事夫人试图以慰问为名探望张作霖的妻子时，她依旧盛装接待。 张作霖死讯传到张学良耳中时，他便化装秘密回到沈阳。 在父亲的遗体前，他痛哭流涕誓言报仇。 参考文献：[1]石璐璐,张春波.试述张作霖主政东北及与东北地方建设[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68-70
挚爱唯蓝
报鸡毛仇啊！一个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