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广州军区司令许世友上将率部凯旋，乘坐火车返回了广州城。几位干部已经等在车站了，连连讲：“首长，我们准备了欢迎仪式，请您移步。”许司令一听，怒斥道：“马上取消仪式，这不是劳民伤财嘛！” 1973年，许世友前往广州军区担任司令员。接到任务后，许世友开始着手准备交接工作。 然而，在离开南京前，秘书向他报告广州军区党委和地方政府为迎接许世友的到来，准备在当地最豪华的东方宾馆举行接风宴。 听到这个消息，许世友立即拒绝了这一安排。 对于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他极为反感。 他坚决要求秘书传达给广州方面：不必为自己准备接风宴，也不需要进行任何形式上的迎接。 事实上，这种行为并非偶然。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许世友都主张简朴、实用。 在他看来，过于奢华的接待和庆祝活动与军队应有的纪律性相违背。 此后，许世友继续前往广州。 在途中，他多次提醒随行的工作人员和家人，要保持朴素的作风。 他告诫大家，广州虽然经济发达，物质丰富，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迷失其中。 他特别强调，任何违反这一原则的人，必将受到严厉的责备。 许世友也曾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表现出了对形式主义的强烈反感。 1979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后，许世友作为东线指挥员，带领前指从南宁撤回广州。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欢送，他指示前指保密行程，悄悄撤离南宁。 尽管许世友做得非常隐秘，当许世友回到广州车站时，省委领导已在站台上等候，准备举行欢迎仪式。 许世友虽然表面上微笑着与领导握手，但在随后的车程中，他明确表示不希望有任何形式上的庆祝活动。 吴东林也对许世友有着深刻的印象。 1977年，吴东林正在广州军区后勤部队车队内忙着保养车辆，突然被两名军区保卫部的领导叫住。 这两位干部询问了他的家庭背景以及参军的经历。 随后，他被要求驾驶一辆苏式嘎斯69式吉普车带着他们前往白云山游览。 吴东林虽然不明白他们的意图，但他自信自己驾驶技术过硬。 在驾车的过程中，吴东林保持了他一贯的稳健驾驶，车行顺畅。 当他们到达军区司令部大院时，吴东林停好车，随即跟随两位领导走入了一座小洋楼。 在那里，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此行的目的竟是为了成为广州军区司令许世友的司机。 吴东林不禁感到紧张。 许世友听说吴东林来自山东莱芜时，面露喜色，回忆起自己在山东多年的战斗经历。 许世友不仅与吴东林聊起了故乡，还开玩笑道他在莱芜时吴东林尚未出生。 吴东林的紧张也随着许司令的幽默缓解了许多。 尽管如此，吴东林在第一次开车时由于过于紧张，他在许司令坐车时不小心松开了离合器，车子不小心启动，虽然没有造成事故，但吴东林仍有些愧疚。 谁知许世友对这种小插曲完全不在意。 有一次，他驾车接许世友去机场迎接南斯拉夫总参谋长时，由于车速过慢，许司令显得有些不耐烦。 尽管吴东林因警卫部的纪律规定不敢随意加速，但在许司令的坚持下，他终于加快了车速，并且获得了许世友的夸奖。 然而，吴东林心中常有一丝不满，许世友的车是一辆老旧的苏式嘎斯69式吉普车。 这款车自建国初期配发后便一直陪伴许世友多年，虽然它非常耐用，但颠簸的座椅和简陋的配置使得它成为吴东林与同行们取笑的对象。 许世友并不在意车的豪华，反而对这辆“铁板车”情有独钟。 他表示，自己早已习惯了这种车的颠簸，甚至换了更为舒适的车反而坐不习惯。 许世友对待自己的后代也继承了许世友的精神。 许光是许世友将军的长子，早年间，他并未直接进入军队，而是选择在家务农。 全国解放后，他才加入部队。 后期，许光返回家乡新县，担任了人民武装部副部长，并且照顾年迈的祖母。 直到退休，他一直在当地担任县人大副主任。 许光有三位兄弟姐妹。 许建军曾在南京空军司令部任职，然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遭遇了不实指控而被冤枉入狱，幸好后来得到了平反。 许光的三儿子许援朝则是一位资深军官，曾任南京军区装备部少将、副部长，现在是安徽省军区司令员。 参考文献：[1]杨永利.许世友将军的革命生涯与爱国情怀评析[J].兰台世界（上旬）,2013(12):1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