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5年，王家烈出于好奇，跟着张学良上了飞机，可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这竟然是老蒋精心谋划的一场阴谋！ 1935年4月，蒋介石在重庆亲自督剿红军的同时，也在对贵州的军政进行一番严厉整顿。针对当时省主席王家烈的态度，蒋介石采取了威逼与利诱并用的手段。随着王家烈的坚持与不妥协，蒋的策略逐渐奏效，最终逼得王家烈不得不在4月26日向蒋介石递交了四封辞职信，请求辞去军长一职。 辞职信中，王家烈的言辞显得颇为堂皇，声称愿为“天下倡，个人外出游历”。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高尚的政治声明，然而背后的原因却不难察觉。蒋介石的逐步逼迫，不仅仅是通过言辞上的威胁，还包括切断了王家烈对军队的财政支持，甚至挑拨其部队内部的不和，造成了25军的动荡。面对蒋介石的种种手段，王家烈最终选择了辞职这一看似“体面”的方式。 这一辞职举动，蒋介石并未感到惊讶。他迅速安排王家烈前往贵阳面谈，提出希望其能“外出游历”。然而，蒋介石随即向王家烈下达了一个严厉的警告：不允许王家烈踏入广西。这一命令看似简单，却背后充满了复杂的政治考量。蒋介石深知，王家烈与广西的桂系力量关系密切，特别是与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联系，如果王家烈与桂系再次合作，势必会对蒋介石的权力构成威胁。 实际上，早在王家烈被迫辞去贵州省主席职务时，李宗仁就曾向他发送过密信。信中提到，如果蒋介石继续逼迫王家烈辞去军长职务，李宗仁愿意每月为其提供军饷，支持其驻守在与广西接壤的黔南地区，为两军合作创造条件。信中甚至提到，如果蒋介石继续施压，双方可以联合反蒋。然而，王家烈在看到信件后，并未表现出什么激烈的反应，反而在对这封信丢在一边后，不禁自嘲：“算了，猴子上得了树，狗是上不了树的，我不想干了。” 蒋介石对王家烈与广西的关系非常敏感。王家烈在刚刚上任时曾与李宗仁、陈济棠等人签订了《三省互助条约》，这份条约不仅仅涉及贵州、广西和广东的军事合作，还蕴含着某种程度的反蒋倾向。蒋介石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认为王家烈若继续与广西合作，势必会对自己的政治地位产生威胁。因此，当王家烈提出辞去军长职务时，蒋介石才会在面谈时反复强调其不得进入广西。 虽然王家烈已然辞去兵权，但蒋介石并没有让他彻底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蒋将其安排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这一职务虽然名义上不大，但对于王家烈来说，意味着彻底失去了军权，且只能在贵阳过着相对孤寂的生活。 尽管如此，王家烈的妻子万淑芬却并未轻易放弃。她在背后暗中召集了一些支持者，策划将所掌握的军队拉向广西，试图借此恢复王家烈的政治影响力。然而，这一行动很快被蒋介石察觉，并且在行动尚未开始之前，就被蒋的情报系统完全掌握，王家烈的部队被迫缴械。 与此同时，蒋介石正在进行着更加复杂的政治博弈。张学良，在东北的军政重地已经疲于应对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面对国内的反蒋压力和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张学良的态度变得愈加复杂。他对于内战已经失去了兴趣，并且越来越倾向于支持抗日。然而，蒋介石依旧不放弃对东北军的掌控，并在这一时期委任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的剿总副总司令，迫使其继续“围剿”红军。张学良最终于5月6日从武昌飞往贵阳，准备与蒋介石讨论全国抗日大计。 在贵阳机场的一幕成为了这场政治剧的转折点。此时的王家烈，已感受到自己在政治棋盘上的位置正悄然发生变化。在机场，张学良邀请王家烈体验飞行，这看似友好的邀请背后，实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诱骗。 飞机起飞后，并未如预计那样在贵阳上空盘旋，而是直接朝东北方向飞去。这一改变的航线使得王家烈开始怀疑张学良的真实意图。在空中的对话中，张学良透露了蒋介石的计划：免去王家烈的军职，调他到军事参议院，并迁至武汉。 张学良的飞机最终没有返回贵阳，而是直接飞往了目的地。王家烈被迫接受了新的命运，而蒋介石则在背后操纵着局势的变动。桐梓系在王家烈离开贵阳后迅速解体，蒋介石紧接着罢免了所有桐梓系在贵州军政的要职，并且重组了王家烈曾经领导的部队，实质上是对这一势力的彻底肃清。 蒋介石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西南地区的控制。他成立了西南行营，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为行营主任，同时派遣薛岳部队驻守贵州，以确保地方政权的稳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