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周迪道被捕，面对酷刑，他很快选择了投降。但没多久，他就给上级写了一封信：“日军争取我投降，我无法逃脱，不如将计就计！” 莫孝贞幼年时期受到良好的教育。 1939年，15岁的她进入了上海一所私立女子中学就读，她接触到了共产党的思想，并在地下党员黄容林的影响下，投身到革命活动中。 1941年，莫孝贞加入新四军，并被分配到“社会教育服务团”。 到了1943年，她的工作范围转向了更加危险的情报收集，她被派往鄞西古林区的高桥乡包家岩村担任地下交通站站长。 在那里，她与12岁的男孩刘爱田共同负责维护情报递。 他们将文件藏于水缸底、柴草房，甚至利用挖空的毛竹笋进行秘密传递。 1944年初，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和司令何克希决定进一步渗透敌军，成立了“400反间谍小组”。 这个小组最初的成功部分归功于周迪道，他是小组的组长，也是日军宪兵队内的“八大密探”之一。 周迪道的努力为新四军在敌占区内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情报网络。 周迪道的筹款活动原本是为游击队购买物资，但因为与一个伪乡长的恩怨被捕。 尽管遭到严刑拷打，他始终没有泄露任何情报。 就在日军准备行刑之际，由于他的身份，被日军宪兵队利用作为内部密探的潜力，他意外地被释放。 周迪道后来成功地在日军内部建立了一个由新四军特工组成的情报小组。 莫孝贞以徐国芬的名义潜入日伪势力核心。 莫孝贞与周迪道伪装成夫妇，共同在“400小组”中工作，以宁波的家为据点，秘密进行情报的收集。 1945年，一位上海大学生张小萍，在前往四明山加入新四军的路上被伪军抓获。 莫孝贞巧妙地利用与伪军官太太们的关系，谎称张是她的表妹，成功将其解救，并安全送达解放区。 同年何克希司令通报，上海的地下交通员成功获取了一箱高爆炸药，急需运送至四明山。 周迪道和莫孝贞应命前往上海，计划在日伪监视下秘密运回炸药。 他们伺机与前往上海的木场和程明夫妇同行。 在上海成功接收炸药后，莫孝贞将其隐藏于一个女士皮箱底部，表面上装填了一些衣物。 回程中，宪兵的彻查让两人措手不及，但周迪道机智地将箱子推给了木场。 这个临时的快速反应，他们能够携带炸药安全返回宁波。 莫孝贞和周迪道回到宁波后，迅速将炸药交给新四军，炸药后来被用于爆破日军碉堡。 战后，随着日本的投降，“400小组”的任务宣告完成。 莫孝贞退出了她的间谍身份，选择了徐笑奇这一新名字。 她始终保留着那个装载过炸药的皮箱。 像她一样的英雄还有很多。 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夕，潘汉年从袁殊那里接收了一份从日本带回的军用地图。 袁殊此时表达了继续为中国共产党服务的意愿。 抗战爆发，戴笠急需寻找能够处理日本事务的人才。 在杜月笙的提醒下，他得知了袁殊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良好的情况。 经过潘汉年的指导，袁殊加入了军统，并很快以少将的身份，担任了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的组长。 此外，袁殊还组织了“兴亚建国同盟”，表面上看似成为了一个汉奸小头目，实则深入敌营。 在淞沪会战中，袁殊多次冒险深入日军阵地，收集情报并及时提供给潘汉年。 部分重要情报在经过筛选后，也被转交给戴笠处理。 上海沦陷后，袁殊在潘汉年的指令下留在了上海，建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针对日军及汉奸进行打击。 军统特工成功炸毁了日军在虹口区的海军军火库。 袁殊利用岩井英一的资源为中共设立了电台，岩井公馆几乎成为了中共在上海的情报活动中心。 同时，袁殊还担任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等，表面上服从日伪政权。 袁殊向潘汉年提供了关于英法对日妥协、德国攻击苏联的计划、日本的战略动向以及日伪政权内部的人事变动等重要情报。 同时，袁殊还参与了秘密救援行动，包括救出了鲁迅的夫人许广平。 抗战胜利后，袁殊被国民党列为汉奸处理的对象。 关键时刻，中共秘密将他转移到了解放区，并于1946年让他重新入党。 在新中国成立后，袁殊继续担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中央情报总署亚洲司司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