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投奔张作霖的张宗昌，被任命为第三旅旅长。这时边境上涌来许多白俄的溃兵，这些白俄兵不能回国，又被苏联红军堵击追剿，于是就各处流窜，沿着边境来到张宗昌所部驻守的五站附近。 张宗昌给奉天的张作霖打去电报，询问如何处理，张作霖回电让张宗昌在“保境安民”的原则下，相机处理。 过了不久，有自称白俄军中将的谢米诺夫到五站与张宗昌接洽。谢米诺夫称：这些白俄军队，因为转战很久，难苦备尝，军中上下，普遍存在着厌战情绪，又无粮无饷，筋疲力竭，而又回国不得，因此多欲放下武器，离开军队，自谋生计。除部分军人希望中方予以收容外，其他大部官兵准备即行遣散，并希望帮助他一部分经费，作为遣散费用。 张宗昌大喜过望，认为这是扩编队伍、解决武器问题的大好机会，当即同意了谢米诺夫的提议。谢米诺夫回到部队后，很快便将武器全部移交给张宗昌的第三旅，计有水连珠七七步枪六千余支，机关枪四十八挺，七七山、陆炮十三门，此外还有枪、炮弹药、炸药、炸弹、通信器材等大批物资。张宗昌接收了这些武器装备以后，也将筹集的部分款项交于谢米诺夫。原意被张宗昌收编的白俄军五百余人，被单独编成一个白俄部队，由聂卡耶夫带领，隶属于张宗昌部。 收编白俄兵让张宗昌实力大增，同时他在东北设立招募新兵的机构，大量招募在东北的山东人从军，还派人回山东开辟兵源。张宗昌采取的招兵措施，不久后也收到了效果，在东北哈尔滨一带谋生的山东人，大量加入张宗昌的部队。 被张宗昌派回山东招兵的李恒珍，也招募了一些人，不过当时关内是直系势力范围，不能公开招募，李恒珍只在泰安、宁阳一带暗地进行，并骗说是招募工人去东北开垦荒地。这样每次招得十人二十人，就给他们买上车票，送到张宗昌的招募机构报到，招募机构的负责人是张宗昌的副官长常之英。 1923年5月，山东发生了巨匪孙美瑶临城劫车案，鲁南局势，顿趋紧张。当时李恒珍已招得一百二十人，并分别在三个车站上车。不料火车行抵万德车站时，忽然有军队上车检查，李恒珍来不及下车躲避，就被军队扣留，同车去关外的招募新兵也被拉下去八十余名，并被分别关进几间房内，并由士兵看守。 李恒珍随身带的纸币二千余元及大褂、手表，也都被士兵搜去拿走。李恒珍等人被关后的第三天早晨，山东督军田中玉的一个参谋前往问话，在了解情况后，对李恒珍说： “招兵不招兵没大关系。你候着吧，我回济南去，明天再来，大概无事”。 第四天，这个参谋又到万德车站对李恒珍说：“督军（即田中玉）叫我来放你走。”于是，李恒珍便带着那些被放出的新兵从旱路徒步跑到天津，又由天津坐风船到秦皇岛上岸，换车出关而去。 经过一年多的扩军，张宗昌的军队人数达到万人，第三混成旅总算是正式编成了。该旅辖三个团，第二十八团（团长程国瑞），第四十四团（团长许琨，原为直系曹锟的部属，在北京与张宗昌结识后，追随张宗昌前往东北投奔奉系），第五十五团（团长褚玉璞），旅部直属的部队有：炸弹营（营长王璞）、补充营（营长王栋）、机关枪连（连长祝学文）、骑兵连（连长潘文良）、炮兵连（连长林泰）、工兵连（连长王迪周）、辎重连（连长李清珍）、军官讲习所（所长毕庶澄），此外就是聂卡耶夫带领的白俄部队了。当时中东铁路有护路军的组织，护路军司令为朱庆澜，张宗昌兼任护路军副司令，方永昌为护路军参谋长。 在张宗昌第三混成旅的军官中，绝大部分是张宗昌的旧部和陆大、江苏军官教育团的学生，但也有绿林匪首，如褚玉璞、黄凤岐等人。士兵的成份则相当复杂，有绿林匪帮，有散兵游勇，也有走投无路的饥民以及白俄兵。 张宗昌的第三混成旅正式编成后，由于人数过多，单靠张作霖拨给的粮饷是不能维持的。张宗解决粮饷的补充办法，主要是依靠五站的大烟和赌局税收。 自张宗昌到五站地区接任绥宁镇守使以后，接办了原本由吴光新开办的“裕宁公司”，这个公司名义上是垦种荒地，但实际上种粮很少，主要是种植大烟（即鸦片）。一开始只在五站地区种植鸦片，到张宗昌任镇守使时，公司的土地已扩张到六站和七站一带，土地如此之多，当然不能完全由“公司”种植，于是就大量出租，当地的流氓把头和张宗昌部三分之二以上的军官，都大量承租土地，对农民进行层层剥削。这个“公司”的收入，除拿出一少部分向奉系地下缴税外，大部分补充了张宗昌的军饷。 “裕宁公司”的负责人是张宗昌的亲信娄和晴，后来张宗昌在山东任督办时，娄和晴被委任为东昌府镇守使。 张宗昌的势力扩大后，引起了张作霖部下许多人的怀疑和妒忌，因此在奉天，在张作霖周围传着许多对张宗昌不利的流言，有的说张宗昌在五站种大烟、开赌局、搜刮民财；有的说张宗昌有反奉的野心，要调动他，准不听命。 针对张宗昌的传闻引起了张作霖的怀疑，他派张学良、郭松龄以检阅部队的名义去探查究竟，张宗昌对张学良、郭松龄极力讨好，顺利的应付过去。至此，张宗昌算是在奉系站住了脚，成为一个军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