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傍晚，张群从成都飞到昆明去见卢汉，一下飞机他就发现机场守卫部队封锁汽油库不让飞机加油。张群问身旁的滇军93军军长龙泽汇是怎么回事，龙泽汇说他也不清楚，让一会见面了去问卢汉。 张群满腹狐疑地来到卢汉的旧官邸住下，久等也不见云南省主席卢汉过来，张群感觉气氛不对，就对陪他聊天的云南省府委员杨适生说：“临下飞机，我曾托龙军长代问卢主席，封锁汽油是怎么一回事？现在还不见他来，请你打个电话约他过来谈谈。” 杨适生只好打电话给龙泽汇，龙泽汇对杨适生说：“你就对他（张群）说：卢主席有事不知去哪里了？还说既然张长官交待过，他会来的。” 晚餐时，云南省府的杨文清和林南园等人陪张群进餐。这时候，蒋介石亲自从成都打来电话问张群说：“昆明封锁机场扣留飞机是怎么一回事？” 张群只说了一句：“我还没有见到卢主席。”话还没说完，电话就被监听的人掐断了。张群当时就吓得脸色发白，手里的电话筒也几乎掉在桌上，他一再追问杨文清，“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怎么一回事？” 杨文清、林南园、杨适生等人能怎么回答呢，大家只好都装糊涂，说不了解机场的事，是不是地勤人员和空勤又发生了矛盾？众人安慰张群说空军内部经常扯皮。 此时的张群自然不会相信这些话，只是催促让尽快将卢汉请过来。杨文清则说：“卢主席正在宴请 宾客，宴会散了后，他会过来看望张长官。”张群这才稍微有些心安，但还是不放心。 晚饭后不久，杨文清、林南园借故走了，只留下杨适生一个人陪张群。到了晚上9时左右，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师长石补天走了进来，他们恭敬地向张群敬礼、问好。 李弥用请示的语气询问张群：“今晚卢主席召集开会，长官知道不知道有什么重要事情？”张群大惊失色，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今晚有会议，便说：“我到现在还没有见着卢主席呢！” 站在一旁的杨适生怕他们再谈下去惹出麻烦，今晚的事就不好办了，连忙插话说：“今晚开的是重要会议，趁张长官来昆明的机会，有些问题可以当面解决。卢主席在那边等候着两位，先同两位碰头，再来请长官过去训示。请两位不必绕路，从侧门进去吧！“ 杨适生一边说着，一边让手下卫兵把李弥、余程万、石补天从侧门带往卢汉青莲街的新公馆。李弥等人一见张群在，也就不再怀疑，都跟着卫兵走了。 过了一会，空军第五路副司令沈延世急匆匆地开着一辆吉普车进了院里，他跳下车就大叫：“报告长官，不得了，飞机场已经架起机关枪来了。” 沈延世见说话不方便，还准备把张群拉进小客厅去说话，杨适生拦住，说：“参加会议的人都已到齐，只等你一个人了。”沈延世无奈之下只得又走了。 张群是有名的“老实人”，要是机警的人这回早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而张群却一再追问杨适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杨适生当然是装糊涂，反正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他对张群说：“我从下午陪长官到现在，外边情况也不清楚，好不好让我出去弄明白了再来报告长官。” 这些被通知来开会的人，基本都没有戒备，只有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从各种迹象中觉得今晚可疑之处甚多。 沈醉后来回忆：12月9日这天傍晚，我和刚飞抵昆明的大特务徐远举、成希超、郭旭在护国路乐多餐厅吃饭时，我把担心卢汉可能“叛变”的忧虑说给了他们听。这几个人对云南情况所知不多，仅是从兵力来比较，有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在，卢汉还不至于这么快动手，也就低估了卢汉的决断能力，认为事变可能发生，却不会来得这样快。徐远举还说：”不要太紧张，有张群在这里，我看卢汉还不敢轻举妄动。”这话对我略有安慰，但仍然不放心，想向在成都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报告，偏偏两地电台又联系不上，我打电话问云南绥靖公署的几个与我相识的处长，今晚开的什么会。回答是不知道，他们军阶低没有接到通知。我又打电话到卢汉家中找张群，想直接探个虚实。卢汉的副官却说张长官有事，没有给他通报。 凭着对云南情况的了解和职业特性，沈醉是去的人中唯一预感当夜要发生兵变的。那么，这次会议去不去呢？沈醉很犹豫。按照保密局的组织关系，张群、卢汉这些地方长官都不能调遣他，可是沈醉又兼任了云南绥靖公署的中将游击司令 ，也算是卢汉的下属，不去不行。 情况紧急，沈醉只好给保密局总部发了一份电报，称：云南局势有变，已严重到无可挽回的程度。沈醉在去之前，又召集副站长胥光辅和几个主要头目来商量。沈醉考虑再三，觉得还是应该去看看，就对这些特务叮嘱，如果他晚上11点钟还不回来或没有电话，就把站上的档案、花名册、文件迅速烧毁，带上枪支武器全副武装冲往附近的如安街第六编练司令部去寻求保护。 沈醉到了卢汉的新官邸后，只见李弥、余程万、石补天这些军师长早已在那里喝茶、抽烟，似乎还很悠闲。但是过了一个多小时，还不见卢汉前来，感觉不妙的沈醉想打个电话给胥光辅，但却被卫兵们礼貌地阻止了，沈醉看了一眼李弥等人，无奈的笑了笑，知道这下是出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