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张学良托人给蒋介石传话，索要一个钓鱼竿。戴笠对蒋介石说：“这个张学良，实在是太小气，鱼竿都舍不得自己买。”蒋介石说：“你不懂，这是他暗示我释放他。” 以戴笠的狡黠怎么可能不知道张学良的心思呢，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就戴笠而言，由于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一直很关心被幽禁的张学良，加之戴笠和张学良私交也不错，所以他是希望张学良能被蒋介石释放的。 张学良自1937年初被幽禁后，出行受到很大限制。耗时长的钓鱼也就成了他消磨时间的一个主要方式，在1939年6月，在湖南彬州苏仙观的张学良被转移到了数十里外的永兴县的一个书院，这里不远处有一个小河，河中有鳜鱼、鲤鱼等。张学良闲来无事，就学着当地老百姓钓鱼的方式，以小泥鳅作为诱饵，他钓鱼技术很不错，每次去都能钓上几条鱼，在回去的途中，这些鱼都被送给了遇见的老百姓。 有一天，张学良在书院对面的拦河坝边钓鱼，他上了几次鱼饵都没有鱼上钩，玩心重的他干脆把手下的金戒指摘了下来，套在鱼饵上，结果鱼饵却被一条大鱼一口咬去，戒指也不见了。 心情郁闷的张学良无心再钓，垂头丧气地往回走，特务队长刘乙光问出了什么事，张学良简单地说了一下。 刘乙光用嘲讽的口气说：“姜太公钓鱼，是在平缓的水流中。可你却在拦河坝的水流急处钓鱼，怎么可能钓上呢？” 张学良一听，大声反驳说：“为了看管我，你们动用了上百人，还有宪兵队，以及十几辆车，这些人员为何不派到前线去，你们难道不性急吗？”见张学良发怒了，刘乙光一言不发，低头走开了。 不久之后，张学良又转移到了湖南西北的沅陵县，由于旧的鱼竿磨损严重，刘乙光就让人买了一个日式鱼竿。张学良用了一下，说日式鱼竿不能用，钓不上鱼。 原来，当地百姓钓鱼用的是竹筒，他们在竹筒上绑上很长的粗线，然后再栓一个比较大的鱼钩，这个大鱼沟的边上再分出来三个小鱼钩。鱼钩上的鱼饵一般是虾蚯，在钓鱼时卷动竹筒将粗线放到河的中心，在发现水面有异动时，立刻将粗线拉回来，用这种方法，一般每次都会有七八斤的鱼，多的时候甚至会有二十多斤，一个人往往都拉不动。 张学良在沅陵时，钓鱼的兴致非常高，每天清晨就坐船跑去沅江垂钓了，一坐就是半天。有一次，张学良钓到一条大鱼，他和两个特务拉了半天也拉不上来，张学良出钱让船夫跳进江中，费尽气力才把这个鱼拉了上来。 为了安全起见，刘乙光给张学良包了一个固定的船，船夫姓杨，一开始这个船夫并不知道张学良的身份，见刘乙光等大小特务都称呼”张司令“或”少帅“，船夫也就跟着叫。 有一次，张学良心情不好，这个船夫刚开口说了声”张司令“，张学良便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吼道：”我早被蒋委员长撤职软禁了，以后就叫我‘张老百姓’。不过，我这个老百姓和那个委员长是不一样的，我是爱国的。” 在被幽禁之前，张学良只是偶尔钓鱼，因为他的活动很多，诸如打猎、游泳等等。被软禁后，钓鱼成了张学良打发时间的首选，因为一旦开始进入垂钓状态，往往就是大半天过去了，这就让张学良暂时忘却了心中的苦恼。 那么，到了1943年春，为什么张学良突然托人带话，向蒋介石索取鱼竿？这背后其实是有缘由，原来在不久前，蒋介石让戴笠去找张学良，让张学良给鲍文樾写一封亲笔信，让其反正，为重庆做事。 鲍文樾原是东北军将领，曾颇得张学良信任，在1930年中原大战时，鲍文樾作为张学良的代表来到南京负责联络。在“西安事变”中，鲍文樾也是参与者之一。在张学良被软禁后，鲍文樾也被迫离开了东北军，后来，他在周佛海的劝诱下，投靠了汪精卫，当了汪伪的军政部政务次长、伪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等伪职。 戴笠带来鲍文樾当汉奸的消息，这让张学良非常生气，他当即给鲍文樾写了信，信中让其不要继续执迷不悟下去，要反正。但是，此时的张学良，又怎么能影响到鲍文樾呢？ 写完给鲍文樾的亲笔信后，张学良考虑了一下时局，认为胜利恐怕不远了，而自己也被幽禁了七年，应该到了释放的时候了。张学良于是就让戴笠传话，正如蒋介石所说的那样：要鱼竿只是个借口，实则是暗示释放。 蒋介石让戴笠买了一根进口的高级钓鱼竿，并交给张学良。这个鱼竿能缩能伸、能长能短。 看到鱼竿的张学良气得发抖，他对赵四小姐（赵一荻）说： “蒋委员长这是暗示我要能屈能伸”。说完，张学良将鱼竿折为几段。 抗战胜利后，张学良认为战事结束，也没有关押自己的必要了。他托戴笠给蒋介石送了一块表，这个表是瑞士欧米茄表厂的百年纪念金表，是张学良在1934年旅欧时买的。送表的意思是：时间到了。 很快，戴笠带来了蒋介石的回礼：一双绣花鞋和一本1936年的年历。蒋介石的答复很明显：年历代表着”西安事变“这个账并没有结束，一双绣花鞋则是告诉张学良，让他继续足不出户。 1946年4月9日，蒋介石在贵阳的黔灵公园会见了张学良。这次会面意义不大，因为就在同年10月，张学良被转送台湾，蒋介石让他彻底断绝了和大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