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一年轻人进到荣宝斋放下一包袱，店员以为是大生意，打开一看却大失所望，内中全是废纸，正想打发他走。旁边的副科长不经意一瞟，发现废纸上有清宫印，心中暗喜，赶忙将其拦下。 1963年的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西街，荣宝斋的门脸看起来与往常一样整洁。街道上的行人三三两两，或为了寻一方印章，或为了觅一幅字画，不时进出着这座已有近300年历史的老店。 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下午，一位年轻人抱着包袱走进了荣宝斋。包袱里装的并非寻常客人带来的字画，而是一堆看似废弃的旧纸张。 店堂里的伙计正要将这位年轻人请出去，副科长在经过时发现了纸张上的清宫印记。这批废纸背后隐藏的价值，让在场的人都没有想到。 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物最终被荣宝斋收藏，成为了1963年荣宝斋购得的37件历代书画珍品之一。这其中，包括了国家级文物米芾的《苕溪诗卷》等重要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荣宝斋经历了从私营到公私合营，再到完全国营的转变过程。1950年，荣宝斋实行公私合营，成立了＂荣宝斋新记＂。 1952年，荣宝斋转为国营企业，开启了新的发展阶段。从此，荣宝斋的招牌上使用了由郭沫若亲笔题写的＂荣宝斋＂字样，这个字样一直沿用至今。 在这个转型时期，荣宝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专业的文物鉴定人才。他们中有的擅长书法鉴定，有的精于绘画辨识，有的专注于古玩鉴别。 这支专业团队的培养并非一朝一夕，而是通过长期的实践和传承完成的。每一位鉴定人员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从最基础的纸张辨识开始，一直到复杂的年代判定。 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荣宝斋的经营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单纯的文物经营，逐步转向了文物保护和收藏的双重使命。 这个时期的荣宝斋，开始系统性地收集和保护各类历史文物。不仅包括书画作品，还涵盖了文房四宝、印章、碑帖等多个门类。 荣宝斋从创立之初就秉持着＂以文会友，荣名为宝＂的经营理念。这八个字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店号解释，更深层次地体现了荣宝斋对文化传承的责任感。 从1672年成立的南纸店＂松竹斋＂，到1894年更名为＂荣宝斋＂，这家老字号的发展始终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在清代中后期，它就成为了文人墨客交流的重要场所。 纪晓岚、赵之谦等名士常常在此讨论书画，切磋技艺。这种文化交流的传统，为荣宝斋积累了深厚的鉴赏经验和文化底蕴。 新中国成立后，荣宝斋的定位从单纯的商业机构转变为文化机构。这种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实践中逐步完成的。 1952年转为国营后，荣宝斋开始系统性地收藏和保护文物。收藏范围包括了书画、碑帖、印章、文房四宝等多个门类。 这些藏品数量之多、品质之高，使荣宝斋赢得了＂民间故宫＂的美誉。这个称号不是自封的，而是在长期经营和收藏中自然形成的。 在书画收藏方面，荣宝斋的藏品跨越了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从隋唐时期的经卷，到明清时期的山水画，再到近现代的艺术作品，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美术史。 除了书画，荣宝斋还特别重视文房四宝的收藏。明代的五彩毛笔、清代的玉笔架、名家篆刻，都是其中的精品。 在收藏过程中，荣宝斋建立了一套严格的鉴定标准。每一件藏品的入藏，都要经过专业团队的仔细甄别和研究。 荣宝斋在350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保持着对文化的敬畏和坚守。这种文化自觉不仅体现在对文物的保护上，更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上。 收藏与经营的平衡，是荣宝斋一直在探索的命题。从最初的文房四宝经营，到后来的书画收藏，再到现在的综合性文化经营，荣宝斋始终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点。 木版水印技艺是荣宝斋的一张重要名片。这项始于19世纪末的技艺，经过1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项技艺能够将名家书画复制得惟妙惟肖，连笔触和墨色的细微变化都能完美呈现。上世纪50年代，这项技艺就获得了＂莱比锡国际金奖＂的殊荣。 装裱修复是荣宝斋的另一项重要技艺。这项代表北派＂京裱＂的技艺，同样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面对新时代的挑战，荣宝斋提出了＂两个荣宝＂的发展战略。传统荣宝继续坚守文化阵地，保持艺术品经营、非遗传承等传统业务。 创新荣宝则开拓数字化、网络化的新领域。通过现代技术手段，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 在数字化方面，荣宝斋开始对馆藏文物进行系统的数字化处理。这不仅有利于文物的保护，也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 文创产品的开发是荣宝斋创新的另一个方向。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生活用品，让年轻人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传统文化。 跨界合作也成为荣宝斋创新的重要手段。与不同领域的品牌合作，开发新的文化产品，扩大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这些创新举措并没有改变荣宝斋的文化属性，反而增强了其文化传播的效果。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让荣宝斋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文化的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要在保持传统精髓的基础上实现创新。荣宝斋的实践证明，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