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51年的广州，一场轰动全城的审判正在进行。被告席上坐着一位面容沧桑的老者，他就是前国民党少将莫雄。群众们愤怒地指责他是＂国民党特务＂，要求严惩不贷。然而，就在法院即将宣判的紧要关头，一纸来自叶剑英元帅的电报，却改变了这位老者的命运。更令人震惊的是，毛主席亲自下令：一定要找到这个人！这位曾经的国民党将领，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他为何能得到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如此重视？而在十七年前那个危急存亡的时刻，他又是如何用一封密信，拯救了8.6万红军将士的生命？

一、孙中山门徒的抉择

1894年，广东新会，年仅16岁的莫雄在一次偶然机会下参加了当地的革命集会。会上，孙中山先生慷慨激昂的演讲深深打动了这个少年。这次经历让莫雄萌生了投身革命的想法，此后他开始积极参与同盟会的活动。

1905年，莫雄追随孙中山先生东渡日本。在东京，他不仅系统学习了军事理论，还结识了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先驱。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莫雄立即回国参加革命，并在广东民军中担任了一个营长的职务。

辛亥革命成功后，莫雄被派往粤军陆军讲武堂任教。在这期间，他培养了一批忠于三民主义的军事人才。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莫雄被任命为参谋处长，协助孙中山筹划北伐。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莫雄坚持反对蒋介石的＂清党＂政策。他认为这违背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此，他多次在军中发表演讲，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这种行为很快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1926年初，蒋介石以＂军队整编＂为名，解除了莫雄的军职。随后，莫雄被调任到一个毫无实权的闲职。被剥夺军权的莫雄并未就此屈服，他开始秘密联系其他反对蒋介石的军政要员。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莫雄目睹了大量进步人士被捕入狱。这段时期，他开始思考中国革命的出路。在上海避居期间，他通过进步书店购买了大量左翼书籍，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等著作。

1928年，宋子文出于拉拢元老的考虑，邀请莫雄出任财政部某司司长。莫雄表面上接受了这个职位，实则开始寻找机会与地下党组织建立联系。这一年年底，他通过昔日的部下认识了党的地下工作者，并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经过组织的考察，党组织决定接纳莫雄为特殊党员。考虑到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特殊影响力，组织建议他继续留在原位置开展工作。从此，这位昔日的同盟会元老开始了他的地下工作生涯。

二、暗度陈仓的特工生涯

1929年初，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出现了。由于国民党军中人才凋零，加上莫雄在军界的声望仍在，蒋介石的心腹陈诚向蒋推荐莫雄重返军队。经过再三考虑，蒋介石同意让莫雄出任第四军副军长。

莫雄重返军队后，立即开展了一项周密的计划。他先是推荐自己的老部下项与年担任参谋处长。项与年早在1927年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通过项与年，莫雄与党组织建立起了稳定的联络渠道。

1930年春，莫雄开始在军中培养自己的亲信。他以军队整编为由，将一批进步青年军官调入第四军。这些军官中，有些是地下党员，有些则是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掩人耳目，莫雄还特意安排了一些国民党元老的子弟进入军队。

在对外行动上，莫雄采取了一个巧妙的策略。每次接到＂剿共＂任务，他都会按照与红军事先商定的计划行事。他的部队总是在红军主力转移后才到达指定地点，或者在遭遇战中采取佯攻之势，既避免了真正的交火，又在表面上取得了战果。

这种表面上的＂战功＂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1931年底，蒋介石破格提拔莫雄为少将军衔，并将其部队扩编为一个军。军队扩编给了莫雄更大的施展空间，他趁机将更多的进步军官安插到各个关键岗位。

1932年，莫雄在军中建立起了一个秘密的情报网。他利用军需处的职务之便，将一批地下党员安排进了军需系统。这些同志不仅负责传递情报，还在适当时机为红军输送物资。为了确保安全，莫雄制定了严密的联络制度，采用多重暗号和接头方式。

1933年初，莫雄的部队在江西＂剿匪＂期间，一次偶然的遭遇战中与红军发生交火。为了避免引起怀疑，莫雄不得不命令部队进行反击。但他事先通过地下党员通知了红军，使其及时撤离，既避免了伤亡，又在战报上记录了一场＂胜利＂。

这次＂战绩＂进一步增加了蒋介石对莫雄的信任。蒋介石开始邀请莫雄参加高层军事会议，这为他后来获取＂铁桶计划＂的情报创造了条件。同时，莫雄也在军中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地下关系网，为党组织输送了大量军事情报。

那时的国民党军队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莫雄为核心的秘密工作网络。这个网络不仅包括军需、情报等部门，还渗透到了作战指挥系统。每当有重要军事行动时，这个网络都能及时将情报传递给党组织。

三、庐山密会与生死抉择

1934年7月的一天，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了一场最高军事会议。与会者只有十几人，都是国民党军方的核心人物。莫雄作为＂剿匪＂有功将领，也在与会之列。会议上，蒋介石公布了一个代号为＂铁桶计划＂的军事部署。

这个计划的核心是在赣南、闽西布下多重包围圈，调动二十余个师的兵力，分三道防线对中央苏区实施＂铁桶＂式合围。计划详细规定了每支部队的具体位置、进攻时间和战术要求，甚至连补给线路都做了周密安排。

更为关键的是，蒋介石还在会上透露了一个重要情报：根据他掌握的信息，红军主力即将突围，很可能往湘西方向转移。为此，他已经调集了大量精锐部队在湘西一带设防，准备来个＂关门打狗＂。

会议结束后，莫雄立即派出贴身副官项与年，以查看前线阵地为名，秘密前往苏区边界。项与年在茫茫群山中辗转三天，终于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找到了地下党联络点。他将记录在一张丝绸上的＂铁桶计划＂细节交给了联络员。

但仅仅传递情报还不够。莫雄深知时间紧迫，必须为红军主力突围创造机会。他以＂部队整训＂为由，将自己的部队调往赣南的一处关键防区。这个位置正好是＂铁桶计划＂中第二道包围圈的薄弱环节。

8月初，莫雄又一次被蒋介石召至庐山。这次会议更加机密，参加的只有六个人。蒋介石宣布要对＂铁桶计划＂进行调整，准备在湘南增设一道封锁线。这个新情报让莫雄意识到情况比预想的更加危急。

莫雄当即决定采取行动。他以检查防区为名，连夜赶往前线指挥部。在一个雨夜里，他秘密会见了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下党员。通过这些同志，莫雄将最新的军事部署变动情况传递给了红军指挥部。

与此同时，莫雄还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他命令部队在预定地点布防时，故意在几处要隘留下空档。这些空档虽然不易被外人发现，但对熟悉地形的红军来说，却是绝佳的突围通道。

9月底，红军开始了战略转移。当红军主力接近莫雄部队防区时，他立即下令部队后撤＂修整＂。这个看似普通的军事调动，为红军主力突围打开了一个缺口。红军抓住这个机会，连夜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

这次行动的成功让莫雄付出了巨大代价。蒋介石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莫雄与红军有勾结，但还是对他产生了怀疑。不久后，莫雄被调离了前线指挥位置，改任后勤部门的闲职。

四、十七年后的审判

1951年8月15日，广州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内座无虚席。被告席上，73岁的莫雄面容枯槁，身着一件灰色布衣。公诉人宣读了对他的指控：担任国民党军队要职，参与＂围剿＂红军，犯有反革命罪行。

旁听席上群情激愤。许多群众高举标语牌，要求严惩这位前国民党将领。法庭上，检察官出示了大量证据，包括莫雄在国民党军中的任职文件、参与＂剿匪＂的军事命令，以及他在1934年参加庐山军事会议的记录。

就在审判即将进入最后阶段时，一个意外发生了。法院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加急电报，署名是叶剑英元帅。电报中提到：＂莫雄同志在长征前夕为我党做出重大贡献，建议暂缓审判，待查明具体情况后再行处理。＂

这封电报引起了轩然大波。审判被迫中止，案件移交到上级机关重新调查。调查组翻阅了大量档案资料，多方走访知情人。很快，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被揭开。

1951年10月，中央派人专程去延安找到了当年参与长征的老同志。这些同志回忆说，1934年秘密获得＂铁桶计划＂的情报，对红军突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这份情报，正是来自代号＂北极星＂的地下党员。这个代号的主人，就是莫雄。

更多的证据随之浮出水面。调查人员在广州找到了当年与莫雄共事的地下党员项与年。项与年提供了一本发黄的笔记本，记录着1930年到1934年期间莫雄为党组织传递的重要军事情报。这些情报不仅包括＂铁桶计划＂，还有许多关于国民党军事部署的细节。

1951年11月，毛主席在看到调查报告后，立即作出批示：＂此人功大于过，应予以妥善安置。＂随后，中央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莫雄案。会议认定，莫雄在关键时刻为党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行为挽救了数万革命同志的生命。

1951年12月，广州市法院对莫雄案作出最终裁决。考虑到他在关键历史时期为革命作出的特殊贡献，法院宣布对莫雄从轻处理，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缓刑执行。

判决后，组织上考虑到莫雄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安排他在广州疗养。广东省政府还专门派人照顾这位老同志的起居生活。在此期间，许多老同志纷纷前来看望，感谢他当年的义举。

1952年春节前夕，叶剑英元帅专程到广州看望莫雄。两位老同志相见，叙说往事，回顾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叶剑英特地带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革命功勋，永志不忘。＂

五、晚年岁月与历史定论

1952年后，莫雄在广州过着平静的生活。每天清晨，他都会在中山纪念堂附近的小公园散步，偶尔与其他老同志下棋聊天。他住在一栋旧式洋房里，房子虽不豪华，但收拾得整洁雅致。

1953年春，中央军委决定编写红军长征史料。编写组特地到广州，请莫雄回忆当年传递＂铁桶计划＂的细节。莫雄向史料编写组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包括一些从未公开的情报传递路线图和联络暗号。这些材料为研究长征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1954年，广东省档案馆开始整理民国时期的军事档案。工作人员在整理过程中发现了一份特殊文件。这是一张1934年的军需物资调拨单，上面记录着莫雄以＂军需紧缺＂为由，将大批军用物资调往赣南前线。这批物资后来辗转到了红军手中，为长征初期的补给提供了重要保障。

1955年秋，中央组织部派人到广州，系统整理莫雄的革命事迹。通过走访当年的地下党员，调查组还原出了一个完整的地下工作网络。这个网络不仅在军队内部传递情报，还为红军输送了大量物资和人员。莫雄作为这个网络的核心，直接领导了近百名地下党员。

1956年，莫雄应邀参加了建军节庆祝活动。会上，他见到了多位老战友，其中包括当年在＂铁桶计划＂中与他秘密联系的同志。一些老同志提议将莫雄的事迹写入党史教材，作为统战工作的典型案例。

1957年初，莫雄病倒了。组织上立即派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但年事已高的他始终未能康复。临终前，他将一个布包交给了照顾他的工作人员。打开后发现是一叠发黄的文件，记录着他在国民党军中工作期间的重要情报活动。

1957年3月15日，莫雄在广州逝世。中央和广东省领导出席了追悼会。追悼会上宣读了中央的褒扬决定，肯定了他为革命事业作出的特殊贡献。

1958年，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设立了专门展区，展出莫雄使用过的联络工具和相关历史文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本伪装成《资治通鉴》的密写本，里面记录着大量军事情报。这本密写本后来成为革命历史教育的重要实物资料。

1960年，中央军事科学院完成了对莫雄案例的研究。研究报告指出，莫雄的地下工作堪称统战工作的典范。他既未暴露革命身份，又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为党的地下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1962年，莫雄的事迹被收入《中国革命史》教材。他的经历成为革命统战工作的经典案例，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