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2日，刚刚代表中国结束出访活动的刘青山刚下火车，就被守候在附近的便衣警察按倒在地。 1951年11月，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的重要国际会议之一，中国派出了以刘青山为代表之一的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前往参会。 那时的维也纳依然笼罩在战后恢复的阴影之中，而远在东方的中国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社会改造运动。代表团成员们在维也纳大街上昂首阔步，向各国代表展示着新中国的外交形象。 在代表团进行国际交流期间，河北省委的一份紧急调令已经发往维也纳。这份调令措辞平和，只是例行公事般要求刘青山尽快返回国内参加工作。 从维也纳到天津的归途漫长，横跨欧亚大陆的列车上，刘青山还在为此次出访的成功而沾沾自喜。 12月2日清晨，列车终于抵达天津站。寒冷的北方冬季，站台上人流稀少，几个穿着便装的警察早已在此守候多时。 刘青山拎着从国外带回的行李，顾自走向停在车站外的轿车。他打算先回自己位于天津市区的＂刘公馆＂休息，却不曾料到这将是他在自由空气中的最后一段路程。 当他走进＂刘公馆＂的大门，便衣警察立即收网。面对突如其来的拘捕，这位天津地委书记愤怒地拍着桌子，质问为什么要抓他。 办案人员态度平和地表示：＂您舟车劳顿，不如先去吃个饭。＂这顿饭注定是要在省公安厅的看守所里用了。 此时的刘青山或许还不知道，就在他出访期间，他的搭档张子善已经被捕。河北省委为了确保一网打尽，特意等到刘青山回国后才对外公布这一消息。 那个冬日的早晨，当刘青山被押送上警车的那一刻，新中国反腐败斗争的序幕正式拉开。 1932年，河北安国县的一场公审大会上，十六岁的刘青山和其他红军战士被国民党军队押上刑场。当时的河北省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参加革命的群众时常遭到血腥镇压。 在刑场上，刘青山眼看着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倒在血泊中。正当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时，一位国军团长看着这个稚气未脱的少年，突然下令放他离开。 这次死里逃生并未让刘青山离开革命队伍。从那以后，他更加坚定地投身革命事业，在党的队伍中逐步成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刘青山被任命为天津地委书记，搭档张子善担任地委副书记兼行署专员。两人都经历过战火的洗礼，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革命。 和平年代的权力给了刘青山前所未有的机遇。天津作为华北重要的商业城市，各类经济活动频繁，资金流动巨大。 刘青山和张子善看准了机关生产这个机会。当时，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中央号召各级机关开展生产自救活动。 两人以机关生产为名，在天津地区大搞投机倒把。他们利用职权，控制了地委生产管理处，把持物资分配大权。 其中最大的一笔是复写纸生意。刘青山利用职务之便，垄断了天津地区的复写纸供应，从中获取暴利1.3亿元。 1950年天津发生特大洪灾，中央拨付了大量救灾款项。刘青山和张子善将赈灾物资和资金据为己有，中饱私囊。 他们还打着机关生产的旗号，插手木材买卖。明明没有木材经营资质，却伪造证明文件，从东北大量采购木材，倒卖牟利。 随着权力越来越大，二人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从小额贪污到大笔受贿，从个人敛财到合伙作案，他们在腐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最终，经过专案组的清查，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涉案金额高达171.6272亿元。这个数字创造了建国后贪污案的最高记录。 1951年10月，天津地委委员李克才第三次向河北省委举报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行为。这已经是他在半年内的第三次举报，前两次都未能得到有效回应。 第一次，他向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反映情况，却被置之不理。第二次，他找到一位省政府副主席，没想到这位副主席与刘张二人沆瀣一气，将举报内容透露给了当事人。 这一次，李克才的举报终于被省纪检委副书记薛讯重视。薛讯立即组织人手，秘密开展调查工作，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收集证据。 11月29日，一份4A级特急电报送达中共中央。这份详细记录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证据的报告，让中央领导层震惊。 毛泽东当夜批示，对贪污分子必须从严处理。他认为，必须用刘青山、张子善的案例，教育全党干部，维护新生政权的纯洁性。 此时，刘青山、张子善的老领导，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试图为二人求情。他找到华北局第一书记，提出考虑二人的革命功劳，建议从轻处理。 但毛泽东的态度异常坚决。他指出，正因为刘青山、张子善是革命功臣，处理他们才能起到警示作用，可以挽救更多犯错的干部。 1952年2月10日，保定市体育场内举行了刘青山、张子善案的公审大会。两万多名群众到场旁听，河北全省通过广播实况转播。 法庭上，检察官历数了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从倒卖复写纸到侵吞救灾款，从非法木材交易到受贿敛财，种种证据确凿。 两声枪响过后，新中国第一场反腐风暴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