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对王稼祥感慨道：‘我军只有3万人，怎能战胜几十万敌军？’王稼祥微笑回答：‘就凭毛泽东的对联！这是我们赢得胜利的秘密武器 而在出发的时候有8.6万红军，等到经过湘江战役，却只剩下不到3万。 湘江之战后，很多人心灰意冷，甚至觉得红军已经走到了尽头。 但张闻天却坚信，这支队伍能活下来。 因为他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出在错误的指挥。 由于当时的博古、李德等领导人死守教条，最终导致红军也陷入绝境。 1935年1月，红军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中，博古对失败作了总结，但是他并未反思自己的问题。 毛泽东则长篇发言，提出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是失败的原因。 他指出，红军必须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而不是和敌人硬碰硬。 而王稼祥他则明确的表示自己支持毛主席的军事指挥！ 虽然身负重伤的王稼祥躺在担架上，但他的声音却掷地有声。 他甚至提议，撤销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接管指挥权。 这一提议，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支持。 从此，毛泽东正式成为红军的实际领导者，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灵活战术也成为红军的制胜法宝。 毛泽东提出的那副对联，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敌进我退”，是为了保存实力；“敌驻我扰”，则是打乱敌人的节奏；“敌退我追”，让敌人难以喘息；“敌疲我打”，则是趁虚而入，一举击溃。 在接下来的长征中，这一战术屡试不爽。 张闻天后来回忆道：毛主席的战术，不是单纯的军事策略，而是一种哲学的智慧。 长征途中，不仅有战术的智慧，还有深情的守护。 张闻天和刘英的爱情故事，就是那个动荡年代的一抹温暖。 刘英，在长征途中，她负责卫生与救护，同时还承担无线电工作和政治宣传任务。 张闻天早就对她心生敬佩。 然而，刘英却始终将革命放在首位。 她还曾说：“在革命未胜利之前，我不考虑婚姻！” 这份坚守让张闻天愈发敬重她。 在共同的奋斗中，两人也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长征结束他们才走到了一起，成为革命伴侣。 这样的爱情，不仅是两人之间的羁绊，也成为了红军精神的一部分。 回到长征的故事中，王稼祥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 作为红军的高级领导人，他不仅在遵义会议上力挺毛泽东，还为红军的战略制定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使王稼祥在长征途中身负重伤，可他却依然坚持随军行军。 而他的担架，成了临时的指挥所。他用自己的坚韧和智慧，为红军注入了无穷的动力。 毛泽东后来提到说：“如果没有王稼祥的支持，遵义会议的成功可能会大打折扣。他是我们党的有功之人。”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智慧，源于他广泛的阅读和深刻的思考。 他曾说：“我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反复的阅读《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等经典的著作，并将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 他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逐渐成型。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不仅是一种战术，也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实践成果。 这种灵活变通的思维方式，贯穿了整个中国革命的历程。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是毛泽东的智慧，是王稼祥的担当，是张闻天的坚持，是刘英的坚韧，也是所有红军战士共同的信念支撑着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 他们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成功，哪怕前路再艰难。 张闻天再次问道：“就靠这副对联，我们真的赢了？” 王稼祥嘴角噙着一抹笑意，缓缓开口：那看似简单的对联背后，深藏的可是坚如磐石的信念呐！ 谁能想到，就凭这股信念的力量，区区 3 万人马，硬是在枪林弹雨中闯出了一条血路，跨越重重险阻，战胜了装备精良、兵力达几十万之众的强敌。 这，便是长征途中震撼世界的奇迹，更是中国革命史上熠熠生辉、永不磨灭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