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17日，张学良、宋子文等人前往热河督战，张学良在去热河的路上每走30里，停车一次，必注射吗啡。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带着文武大员出承德郊外20里迎接，由于张学良疲惫不堪，所以当晚只与汤玉麟稍谈，定于次日举行军事会议。 承德有避暑山庄，风景美丽，有里八景、外八景之称。18日晨，宋子文带着秘书侍从等人，先看内外风景，张学良早晨休息。 到了中午，汤玉麟同地方各界准备了欢迎午宴，宋子文、张学良、张作相、杨杰等人参加。 宋子文首先讲话，表示南京与全国皆非常关心热河的安危，要汤玉麟等人一定要保国卫土，所需饷械，他负责统筹，并与张学良随时接头办理。 张学良接着致词，勉励大家誓守热河，准备反攻，以雪“九一八”之耻。之后，汤玉麟也表示“决心”与日军周旋。 这个欢迎宴会历时两个小时，按理说，张学良、张作相应带一些高级参谋人员与汤玉麟举行一次详细的军事会议，就抵御日军做一些知己知彼的估计，和攻击防守上的安排。但这样的会议并没有开，只是把由北平带来的两篇电稿由承德发出。一个是由宋子文、张学良署名，致国联代表团，大意说要筹集兵力，保卫热河，特此声明；另一电由张学良、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等27名守卫热河有责的将领，向南京及全国通电，表示决心坚守热河。 张作相事先并不知情，听说发出这样一个通电，叹气说：“一点没有准备，发出这样一个电报，岂不是惹祸吗？”张作相的意思是说日方看见这样一个通电，会恼火起来，加速进攻热河。宋子文、张学良于下午3时带领全部随员离开承德，夜宿古北口，于19日下午1时许返回北平。 2月22日，宋子文、张学良热河之行仅四日，日军即大举攻热，关东军以锦州为大本营，兵分三路：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锦州攻朝阳，一路由通辽攻开鲁，并配有张海鹏和于芷山的伪军。 张作相是负责热河防守的统帅，时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汤玉麟是副总司令，但是张作相这个统帅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名义上归他指挥的部队大都不服从调配，尤其是汤玉麟部，张作相根本调不动。 结果，在日军发起进攻时，原计划配备的兵力有一半以上居然连防地都未到达，根本未能构成一个防御体系，又加上各部士气低落，真是将无决心，兵乏斗志。日军用飞机扔了几个炸弹，用机枪扫射了几下，又出动了几辆坦克车，仅仅如此，开鲁一线，汤玉麟部的崔兴武旅就首先投降了，万福麟的第四军团守凌源一线，也是闻风溃退。就这样，热河防线大溃败。 日军以收买的汉奸作为向导，一路之上如入无人之境。汤玉麟于3月4日晨先撤出热河，日军于4日午后1时以128人先行，由承德商界代表迎接入城。汤玉麟带领他的文武官员及家属退走时，从未看见过一个日本兵，更不用说有什么抵抗了，仅仅12天热河就全部沦陷。 在热河战役中，一向名声不佳的孙殿英率部在赤峰与日军激战数日，歼敌400多人，这也是日军在热河受到最大的一次损失，不得不说历史人物不能单纯地用非黑即白来看。 赤峰失守后，汤玉麟惊慌失措，从北平、天津征集大批汽车，并扣留前方军用载重汽车200多余辆，装载自己的私产等运往天津租界。 张学良和张作相商议后，决定把汤玉麟捉住正法，以振士气，但此事后来却还是不了了之。 热河失陷后，舆论哗然，张学良被攻击得体无完肤，他于3月8日去电南京请求辞职，蒋介石电约张学良在保定会晤。 3月8日晚12时，张学良轻车简从，偕端纳、汤国桢、王卓然等人登上备好的一列专车，张对幕僚王卓然说：“我与蒋先生约会在保定见面，我要与他商讨反攻热河。主要条件是必须补充枪炮弹药。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战死了比活着受人唾骂好得多。” 3月9日凌晨5时，张学良到达保定。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原约定同时到达，此时尚未到来，车站上也无消息。张学良亲到站长室向石家庄要电话，宋子文接电话说：“蒋先生有一项重要意见，要我先来保定与你商谈。因为太重要，电话中不便谈。我即来，见面再详细商量。” 张学良放下电话回到车上，面色阴沉，端纳忙问：“宋子文怎么说的？他们怎还不来？” 张学良说：“我的预料果然不差，宋子文先来传达蒋先生重要意见，这里大有文章。我估计绝不是共谋反攻热河。”于是大家猜测纷纷，并劝张学良先休息，静观事变。 到了上午10时，宋子文的专车到达保定。张学良马上登车与宋洽谈，宋对张说：“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之后，你守土有责，受到全国人的攻击。南京政府更是责无旁贷，他首当其冲。正如同两人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 张学良一听，便很干脆地对宋子文说：“当然我先下去，正好趁机会休息休息，你告诉蒋先生不必烦心。” 见张学良如此答复，宋子文就打电话给蒋，说：“汉卿态度很好，一切服从委员长的命令和安排，请委员长速来。”就这样，张学良主动引咎辞职，替蒋介石化解了很大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