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文强乘胡宗南派的专机飞抵北平后，当即去原吴佩孚公馆去见戴笠。以往从不爱穿军装，老是穿一身灰溜溜的中山装的戴笠，一反常态地穿起了笔挺的美式军装，并佩上了肩章，左胸还佩挂了一大堆从上海的售卖美军用品的公司搜购的五颜六色的假勋标。 文强私下曾向戴笠身边的军统局海外区区长兼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秘书黄天迈问起这些勋标是什么意思，黄天迈笑着说：“老板自己也说不清楚。骗骗美国佬罢了。” 戴笠告诉文强，这次调他来，是准备派他去东北组建军统机构。由于蒋介石即将到北平视察，军统局人员在此前后全部忙于安全保卫工作，戴笠对文强的东北之行也暂时没有进一步商谈。 此后，戴笠又到天津、青岛一行，决定返北平时再对文强去东北的问题作具体决定。由于戴笠在北平停留期间对军统局北平站长马汉三印象甚坏，因此还打算留文强在北平主持华北办事处兼负东北之责。戴笠到了天津之后，又亲笔写给文强一封信，让文强多多与东北行辕留在北平的工作人员交往，做一些布置东北工作的准备。 文强在北平过完春节后，于1946年2月中旬，赶到锦州去了一趟。到锦州后，他去见了正因肾结核病严重发作而躺在病榻上的杜聿明。 杜聿明是黄埔一生，是蒋介石的亲信将领，抗战胜利后，他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干净利落地解除了云南省主席龙云在昆明的武装，逼迫龙云去了重庆。本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已发表由关麟征担任，但是龙云被“保护”到重庆后，逢人便骂杜聿明，表示欢迎关麟征去云南。 蒋介石为安抚人心，就玩了一个花样，将杜聿明撤职，发表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但随即又发表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杜聿明给文强谈了一些东北的情况，几天后，文强与杜聿明第二次见面时，杜聿明告诉文强，他即将遵医嘱赴北平做手术，但对外须保守机密，以免影响军心。由于戴笠在北平时与文强谈过，打算 在杜聿明主持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设立一个督察处，并拟定派程克样作处长。 当文强向杜聿明谈到了戴笠的这个意见。杜聿明当即表示说：“雨农派谁来都行。以前派来的荆有章，人倒是精干的，作风太乱一点。听说他还在到处收编队伍，闹得地方上很乱。最近东北地区，到处都有招兵买马、趁火打劫的。自封的司令、指挥，多如牛毛。我正在下令取缔惩办之中。” 文强在锦州逗留了不到一星期，便取道山海关乘车返回北平。这时，戴笠已回重庆参加了蒋介石主持的最高情报会议，过完春节，经青岛第二次来到北平。文强将等候他来平期间与东北行辕人员的接触以及到锦州见杜聿明的情形作了汇报。 戴笠很满意地说：“有了光亭的配合，不但我们的事好办了，行营也不愁无立足之地了。政学系都是一些书生，哪里懂得枪杆子的奥妙。既然有了比较好的环境，你也不必留平，决定请你专负东北的全责，统一规划办理。程克祥尚在考查中，无去东北的必要。行营、长官部配属的机构，为了统一事权，也全由你负责。” 戴笠约定次日晚间邀请文强与军统的另一个大特务陈旭东在什锦花园共餐，详谈去东北的注意事项。次日晚上共餐时，戴笠对文强与陈旭东先谈了工作安排方面的事。他指定文强为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陈旭东为副处长，公开掩护名称，仿北平行营例，设立一个东北行辕督察处。在杜聿明主持的东北保安司令部之内，同样设立一个督察处，处长由文强兼，但陈旭东不必兼长官部督察处副处长。 由于陈旭东曾经在东北军司令部当过情报科长，而原东北军张学良旧部中科处级军官在抗战胜利后，不少人都升迁到了省主席、市长或司令、军师长的地位，而让陈旭东屈居副职，怕他会不高兴。 于是，戴笠还亲热地称呼着陈旭东的别号“昶新”，特别解释说：“因为东北情况复杂，借重之处正多，要多多协助建立和开展本局在东北的工作，发挥当年在张汉卿将军身边作情报科长时的建树，为东北父老乡亲造福。我知道，这对昶新兄来说，是委屈了一些，但这是一个过渡，将来是不愁在东北没有地位的，如果张汉卿出山，还要大大的借重。” 陈旭东听了哈哈大笑，似乎受宠若惊的样子。其实，文强和戴笠都不知道，陈旭东一直是在为营救张学良动着脑筋，他是因戴笠这番话使他看到张学良获释有望才这样高兴的。 戴笠还决定，在东北所辖辽宁、辽北、安东、吉林、黑龙江、松江、嫩江、合江、兴安九省再加上热河共十省设立情报机构，先成立南满、北满及承德三个情报站。这样，东北办事处就成了当时军统局外勤单位中最庞大的一个机构。 说到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时，戴笠叮嘱文强、陈旭东说：“此人好抓权，过于精明，你们对他‘只能做婆婆，不能做媳妇’的脾气要摸透。他是一位无兵的上将，打天下还得靠黄埔学生，一定要注意搞好熊、杜之间的关系。” 就在戴笠野心勃勃的想要让军统的触角遍布东北时，一个月后他却离奇的在南京岱山机毁人亡，这个庞大的扩充计划便无疾而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