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蒋介石撤销第十四绥靖区，司令官李觉调任总统府参军。不久后，唐生智突然来见李觉，说：“现在不光是大局危急，而是国民党整个要垮台，我想让你陪我去见蒋介石。” 李觉很吃惊，问道：“你为何要去见老蒋呢？” 唐生智直言说：“他就要失败了，临终前有个朋友去看看他，总是好的，说不定他还会给我一个什么名义，让我回湖南去活动活动哩。湖南省主席、绥靖主任这两个缺，哪一个给我都行。我邀你同去，是想借以表示还有旧部在为我捧场。” 李觉哑然失笑，觉得唐生智把蒋介石想得太简单了，他说：“老蒋一向对你不信任，时刻暗中派人监视着你，甚至把人都派到你家里来了。恐怕这两个职务，他一个都不肯给你。” 唐生智想了想，说:“先去试探一下,不成再说。”见唐生智如此坚持，李觉只好同意。 为了避免引起猜疑，唐生智和李觉到南京后并未直接去找蒋介石，而是通过人脉广的唐生明（唐生智的弟弟）联系，他们住到了宪兵司令张镇家里。在张镇的宅子住了一星期，唐生智去见了蒋介石三次，结果是一无所得。 1948年冬，眼见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李觉出于安全考虑，把家眷送去了香港后，他只身回到长沙。 在长沙，李觉遇见了老朋友马子谷，马子谷私下向李觉透底，说他和程星龄、刘公武、刘岳厚等人正在协助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搞和平运动，想让李觉前往东安，劝说唐生智和程潜合作。李觉一听认为是好事，便说:“我去试试看。” 在征得程潜同意后，李觉去东安见了唐生智，唐生智表示拥护和平解放湖南的主张，表示愿意前往长沙和程潜见面，并说:“我在这湘桂边境上，已经和一些地方武装力量联系好了，如果颂公（程潜）不动，我就在湖南单干。” 唐生智还向李觉讲明，说他同当地的地下党已经有了长时间的联系，见李觉有些顾虑，唐生智郑重地说：“只要你选择正确的道路，对你的过去，是既往不咎的，我们不要考虑个人安危，你我在湖南二十多年，湖南子弟为我们流了不少血，我们有义务使乡土不再受战争灾难，借以表示一点对人民的心意。”唐生智这番话让李觉非常感动，回到长沙后向程潜原原本本讲述了见面情况。 1949年初，唐生智来到长沙和程潜会面，会面的过程很愉快，出来后唐生智对李觉说:“我和颂公谈妥了，军政力面由颂公负责，我则作为代表湖南人民团体和三千万人民，成立一个‘湖南和平促进委员会’。” 这个促进会不挂牌子，只是把地方上一些人士和旧部集合在一起，造成和平解放湖南的气氛，同时使地方上搞武装的人有所约束，不致乱来。因为当时一些人都说他们同地下党有联系，各有各的说法，莫衷一是，有了这一统筹机构,就便于掌握了。外地不设分会，避免有人鱼目混珠，浑水摸鱼。这个促进会由唐生智、李觉等人负责，主要作用是制造舆论，表示人民不愿打仗，要求和平。 当时程潜是湖南省主席兼任湖南绥署公署主任，他对唐生智、李觉等人的活动暗中支持，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949年2月，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来到湖南，征询湖南各界对时局的看法，程潜力主和平，李宗仁便写了一封信，让李觉带着亲自到东安送给唐生智。 到了东安后，李觉将长沙的情况向唐生智做了介绍，唐生智写了封回信，让李觉前往南京以送信的名义，观察南京军政大员对和谈的态度。 3月初，李觉来到南京，住在新桂系所属安徽省府驻京办事处，由白崇禧的亲戚、第七军的一个将领陪他同去见了李宗仁。 李宗仁见到信后，表示愿意和谈，但是掌握桂系兵权的白崇禧却和李宗仁观点相左。4月中旬，黄绍竑从北平回到南京，暗中告诉李觉，说和谈渺茫，让李觉赶快离开南京，李觉心灰意冷之下，去了香港和家人团聚。 解放军在4月20日发起渡江战役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迅速解放了南京、上海。李宗仁从南京逃离后，和蒋介石赌气，一度不去广州，而是躲在了桂林，而白崇禧为了保存实力，也开始将桂系主力从武汉向湖南、江西方向撤退，湖南的局势变得微妙起来。 这时，章士钊到了香港，找到李觉对他说：“你快电告颂公（程潜），要他马上派人来港面谈毛主席有话带给颂公，只能当面说。我体弱，自己去不了，还怕人注意。” 李觉连忙从香港赶到长沙去见程潜，程潜当即派程星龄、刘岳厚到香港去邀请刘斐回湖南主政，并秘密见了章士钊。章士钊通过程星龄、刘岳厚向程潜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程潜非常高兴，当时程潜的家眷虽已先期送去香港，但他本人却一直在长沙，他表示绝不离开，直至湖南起义成功发起。 蒋介石、白崇禧对程潜都不放心，所以程潜在各方压力下“辞去”了湖南省主席及绥靖公署主任，所留职务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接任。 程潜被免职后，李觉很担心湖南的前途，但是很快他就得知一直以“强硬主战派”面目示人的陈明仁，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和程潜达成了湖南和平的约定，湖南起义是箭在弦上，只差一个合适的时机。（图片：李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