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同意”，1960年，为解决上海市孤儿院粮食危机，中央决定从内蒙调运一批奶粉送往上海，却遭到了内蒙古主席乌兰夫的拒绝。 在呼伦贝尔，时常有游客驾车穿行，甚至不顾草场的保护，肆意碾压草地。 尤其当牧民上前劝阻时，这些游客的态度常常充满傲慢。 尽管这些游客后来在网络上道歉，但他们对蒙古族牧民的轻蔑依旧让人难以忘怀。 20世纪60年代初内蒙人民的贡献值得被铭记。 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自然灾害，特别是在南方的江浙一带，粮食短缺，许多家庭的父母无法抚养孩子。 在上海，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成为了孤儿院的收养对象，但由于食物严重短缺，孤儿院的状况异常艰难。 上海的孤儿们营养不良，许多孩子还患上了重病。 周恩来总理指示内蒙古自治区向上海调配粮食。 乌兰夫提出将这些孩子送往内蒙古，由当地牧民抚养。 这个提议得到了周总理的批准。 1960年，3000多名来自南方的孩子乘坐列车前往北方。 他们中有的年龄仅几个月，最大的也不过7岁。 经过漫长的旅途，孩子们最终来到了锡林郭勒、呼伦贝尔等地。 牧民们听说有孤儿需要领养，纷纷骑马、乘车赶往孤儿院请求收养这些孩子。这 其中一位年仅19岁的蒙古族姑娘都贵玛，刚刚步入社会，便承担起了照料28个孤儿的责任。 在她的细心照料下，这些孩子们逐渐恢复了健康。 牧民们不仅提供了孩子们所需的奶粉、奶酪，还教会他们骑马、打猎，甚至传授蒙古语和蒙古文化。 对于那些肆意践踏草原、侮辱牧民的游客和网红，如果他们了解这段历史，或许他们会从这些故事中学到尊重与感恩。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应运而生。 这部影片改编自“三千孤儿入内蒙”的真实故事。 回到现实中，这些孤儿许多人长大后心中埋藏着对失散亲人的思念。 在李永的记忆中，家乡是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一个小村庄，他的养父母待他如亲生子。 虽然养父母未曾透露他的身世，但他还是渐渐从村里人的口中得知自己并非当地人。 直至年长后，养父母相继去世，这个问题开始占据他的思绪。 李永并未立刻开始寻亲之路。 但是在和女儿的一次对话后，李永开始重新燃起了寻亲的希望。 那时，公安部正在实施“团圆行动”，为如李永这般失散多年的家庭成员提供寻找亲人的机会。 通过DNA比对，很多失散家庭得以重新团聚。 李永的女儿鼓励他去派出所采集血样。 采样后的等待是漫长的，直到两年后的2023年，他收到了消息。 锡林郭勒盟公安局的工作人员通过DNA比对，确认了李永与江苏省溧阳市田螺圩村史八妹的亲缘关系。 消息传来时，李永决定启程前往江苏，与失散已久的母亲团聚。 12月，李永终于站在了母亲史八妹的家门口。 这个97岁的老人，已经等了65年。 他快步走到母亲面前，突然跪倒在她的膝前，激动地呼喊。 史八妹的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就在李永与母亲团聚的次日，来自内蒙古乌海市的李世英，与分散在江苏省宜兴市的五个亲生兄妹，终于在60多年后的相认中找到了彼此。 李世英带着家乡的特产，从内蒙古出发，穿越了数千公里。 相认当天，他的哥哥在村口早早等候，当看到李世英走来的那一刻，泪水顿时涌上了他的眼眶。 锡林郭勒盟作为“国家的孩子”接收最多的地区之一，也许多人寄托着重新寻找亲人的希望。 苏和曾花费了大量个人财力和精力去寻找亲人，但都无果而终。 直到“团圆行动”启动后，他通过登记和血样采集，最终在公安机关的帮助下找到了亲生母亲及两名兄弟。 苏和感慨道，若没有国家的DNA大数据库，这一切或许永远无法实现。 有些寻亲者已经年老体弱，拄着拐杖来到派出所进行登记。 然而，依靠DNA数据完成比对，并非易事。 自2009年全国打拐DNA数据库建立以来，尽管设备越来越先进，但寻找亲人的过程仍然复杂。 公安机关需要协调不同地区的部门，逐步缩小可能的亲属范围，最终确认亲人所在。 许多时候，这一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参考文献：[1]郭聪如.“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意义和新时代内涵研究[J].今传媒,2024,32(7):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