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第二任夫人金维映，在苏联疗养时不幸牺牲，留下唯一的一个儿子，她的牺牲令人惋惜，没有牺牲在我国复杂战争中，却牺牲在了法西斯的炮火里。 1941年的夏天，苏联莫斯科州一家疗养院里，金维映正在为一位伤员换药。 这位来自中国的女共产党员，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养病，却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她总是说，只要还有力气，就要为革命事业继续工作。 战火纷飞的日子里，金维映经常在换班之余给远在延安的丈夫李维汉和年幼的儿子李铁映写信。然而，很多信件都未能寄出。在一封未完成的信中，她写道自己很想念年幼的儿子，但革命事业需要她继续坚持。这些未寄出的家书，记录着一位母亲对孩子深深的牵挂，也见证着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1941年夏末的一天，德军对莫斯科州展开了新一轮轰炸。警报声响起时，金维映正在照顾重症病人。面对敌机的狂轰滥炸，她没有丝毫退缩，而是继续安抚受惊的病人，协助他们转移到防空洞。就在她护送最后一批伤员撤离时，一枚炸弹落在了医院附近。年仅37岁的金维映，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她深深热爱的土地上。 消息传到延安后，许多认识金维映的同志都沉痛哀悼。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少有的女战士之一，她的牺牲让人格外惋惜。她没有倒在中国革命的战场上，却为了保护伤员，在抗击法西斯的国际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04年8月16日，金维映出生在浙江舟山群岛的一个小渔村——岱山高亭镇。这里临海而居，海风卷着咸味，是一片宁静而又贫瘠的土地。金维映的家庭虽勤劳务实，却难以摆脱贫困的束缚。6岁那年，父亲经营的米店因经营不善倒闭，家庭的重担骤然加重。父母无力抚养她，不得不将年幼的金维映送回老家镇海，由叔婶照料。她在叔婶家学习扎纸花、制作锡箔，用稚嫩的双手分担生活的重负。这样的生活虽然艰辛，但也使她从小就懂得了责任与自立的重要性。 1912年，父母终于在定海站稳脚跟，将她接回身边。在这里，她进入了当地新创办的一所女子小学。这所学校让金维映第一次接触到新式教育，为她打开了一扇看向更广阔世界的窗。学校的校长沈毅是一位开明且充满爱国情怀的教育者，他在教学之余，时常组织学生关注社会问题，培养她们的独立思考能力。金维映天资聪颖，能歌善舞，深受沈毅的器重。她的出色表现不仅体现在课堂，还在多次校外活动中展露才华。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和“五卅惨案”的浪潮下，学校师生积极参与抵制日货的游行活动，站在了社会运动的最前沿。 小学毕业后，金维映在沈毅校长的资助下进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深造。这段时间不仅为她奠定了扎实的教育基础，也为她开启了更多人生的可能性。她在学校内学到的不仅是专业知识，更是对女性自我价值和社会责任的全新认识。毕业后，她选择回到定海县女子小学任教。她并未满足于仅仅教授知识，而是试图通过教育启发学生的思想，让更多女性意识到自己的潜力和社会的可能性。 在定海任教期间，金维映的人生轨迹迎来了重要转折。沈毅校长时常带她前往上海，与许多革命志士交流。在这里，她接触到瞿秋白、项英、杨之华等共产党人，通过他们的言行，她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些新颖的理论为她解答了长久以来对社会不公的疑问，也让她对改变现状充满了希望。 不仅如此，她在行动中展现了无畏的勇气和对理想的执着。在家乡，她曾秘密掩护被反动军警刺伤的林仲丹（化名张浩），也曾为患肺结核的革命者李求实提供庇护和治疗。这样的行为需要极大的胆量，也让她逐渐成为当地党组织的可靠盟友。她从接受革命思想到参与实际行动的转变，是她人生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1926年，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宁波党组织派人来到定海发展党员。同年11月，金维映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舟山地区首批党员之一。此时的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她成为中共定海独立支部的领导成员之一，并在党组织的指派下担任定海县党部的宣传部长。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她积极在工人和盐民中开展宣传活动。 她深入定海的万润锅厂，通过讲座和聚会启发工人们认识到团结的力量，并推动成立工会。金维映不仅鼓励工人争取更高工资，还带领他们争取劳动权益，取得了显著成果。她的努力使万润锅厂的工会成为定海县总工会的先驱，随后带动了其他行业工会的纷纷成立。工人们在组织的带领下发起罢工，最终赢得了资方的让步。这些胜利不仅改善了工人们的生活条件，也让他们更加信任和支持党组织。 与此同时，金维映也将目光投向盐民的困境。浙江沿海的盐业自古以来是当地的重要经济支柱，但盐民却被官吏和豪绅剥削得苦不堪言。她亲自前往盐场，与盐民一同生活，了解他们的疾苦。在她的努力下，盐民协会在短短一个月内成立了多个分会。通过这些组织，盐民们首次联合起来，向当局提出了增加盐价、取消苛捐杂税的要求。在一次次斗争中，盐民的力量逐渐壮大，而她也成为了盐民心目中的领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