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身家40亿，他回到陕西老家，找到修自行车的残疾人弟弟说：“老弟，哥给你三个选择，去县城、去北京、去省城！”可弟弟头也不抬说：“你赶紧走吧，别赶不上二路汽车！”
张艺谋出生在西安的一个普通家庭，家里有两个弟弟，小时候，张艺谋的家庭条件并不富裕，但父母却给予了孩子们无限的关爱。尽管如此，由于家中两个弟弟的特殊情况，张艺谋感受到的关注总是稍显薄弱。
二弟自出生起就患有严重的近视，视力仅有0.1，常常看不清楚远处的物体。
为了确保他能尽可能正常地生活，父母花了很多心思和时间去照顾他，带他去治疗、定期检查，甚至特别为他配备了厚重的眼镜。
张艺谋常常看见父母为二弟担忧，眼里满是心疼，作为哥哥，他也默默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时常帮二弟准备课本和作业，甚至在需要时充当他的“眼睛”。
他知道，二弟并不像自己那样能够自由地观察世界，每一次做作业或玩耍，都需要更多的努力。
三弟则是另一番状况，由于小时候高烧不退，三弟丧失了听力，成了一个听不见声音的孩子。
父母为三弟感到深深的惋惜，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让他适应这个无声的世界。
母亲是医生，尽管工作繁忙，但她依旧坚持为三弟做康复训练，努力为他创造一个不被世俗限制的生活环境。
而张艺谋作为哥哥，也总是尽量帮助三弟与外界沟通，他会耐心地教三弟学习手语，带着他一起做游戏、玩耍，哪怕是简单的日常交流，张艺谋也常常主动承担起大部分责任。
为了不让家庭因此失去和睦，张艺谋从小便学会了自觉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每次家里有琐事需要处理时，他都会主动承担，无论是做饭、打扫卫生，还是照顾弟弟们，他总是默默无闻地做着。
虽然父母的关爱更多地倾注在弟弟们身上，但张艺谋从来没有抱怨过，他总是很懂事地接过了这些任务，心里明白，自己的肩膀也应为家里撑起一片天。
1977年，对张艺谋来说，是个命运的分水岭。
那年，随着高考的恢复，他终于看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
原本因为家境和家庭责任，他并没有接受太多的高等教育机会，甚至有段时间他认为自己的一生可能就此定格在平凡的生活里。
但这个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道突如其来的光芒照亮了张艺谋的内心，他知道，这是属于自己的机会。
那时的张艺谋，心中充满了梦想与渴望。他一直对电影有着浓厚的兴趣，从小喜欢看电影，尤其是那些具有浓烈情感色彩的故事片。
他不仅被影片中的人物命运吸引，更是对电影背后的拍摄技巧、镜头语言等方面充满了好奇。
于是，凭着不服输的劲头和扎实的自学功底，他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尽管那时候的竞争异常激烈，考上这所学校几乎意味着一条通向电影世界的捷径。
当时的张艺谋，年轻、充满激情，过得既紧张又充实。
他在电影学院的学习毫不松懈，几乎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投入到电影的研究和实践中，课外阅读了大量电影史、导演艺术以及摄影技术的书籍。
除了理论学习，张艺谋还积极参与拍摄实践，哪怕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学校项目，他也全力以赴，把每一个镜头都做到极致。他常常熬夜、跑片场，深深地为自己热爱的电影事业付出。
七年的磨砺，让张艺谋的电影才华渐渐被人看到了。
1984年，他终于迎来了自己事业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成为了电影《一个和八个》的摄影师。这部作品是他进入电影圈的敲门砖，也是他摄影艺术才华的第一次正式展示。
尽管这部影片的影响力并不如后来的经典作品那么大，但对于张艺谋来说，它意味着他真正从幕后走到了前台，成为了电影制作的一部分。
接下来的几年，张艺谋以极其快速的速度成长，拍出了《红高粱》、《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一系列具有强烈民族特色和深刻社会意义的影片。
而他个人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逐步成长为国际上知名的大导演。
随着知名度的提升，张艺谋的作品不仅迎来了更多的国际大奖，也让他接到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合作邀请，名利双收。
得意的张艺谋没忘了老家那帮亲戚，特别是他那俩腿脚不便的弟弟。
他来回跑回陕西老家看他们。
有次去，瞧见弟弟在街边摆摊修车，尽管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人家能自己养活自己。
他知道弟弟们过得挺辛苦，所以想尽办法帮他们改善生活。他就跟他们提了三个选择：可以去县城，可以去省城，或者去北京，他都能帮他们找到条件更好的生活。
可弟弟们的回答让他挺意外的。
当时弟弟正在修车，头都不抬一下，就轻描淡写地说：“你快走吧，别误了坐二路车。”
这话说起来简单，但其实挺有深意的。
弟弟们虽然身体有残障，但他们对生活抱有希望，根本不想给哥哥添麻烦。
他们靠自己的努力，过上了自力更生的生活。他们不但支持哥哥的工作，还为自己的独立感到自豪。
张艺谋的兄弟情谊不只是那么简单，还展现了尊重个人选择和尊严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