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下旬，在重庆的沈醉接到戴笠从上海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要他立即把美国校级军官招待所那幢楼房打扫干净，检修家具，尽可能布置好一点，要调一个排的武装和一个班的便衣警卫，还要派一名厨师与几名勤杂人员，并指明叫侯科长主持接待客人的工作。 周佛海，原名周福海，1897年出生于湖南沅陵县凉水井镇一个偏僻山村。家庭贫困且早年丧父，但他从小便表现出出众的才智，勤奋好学。 年少时，他在乡间的私塾中学习，成绩优异。1917年，凭借优异的成绩和家庭的支持，他前往日本东京继续深造，开始了他与中国革命的关联。 1919年，正值一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之际，周佛海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读书。他在这段时间里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激起了他对于社会变革和革命的浓厚兴趣。周佛海在此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与了党组织的创建工作。 1920年，他协助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共早期组织，并通过《共产党》月刊向公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他还在日本创建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并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海外代表之一。 然而，尽管周佛海在党内的地位逐渐上升，但他对革命的理想与实践产生了深刻的怀疑。1921年11月，周佛海参加完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到半年，就提出了退党申请。 接下来的几年里，他逐渐与党组织疏远，并于1922年在日本鹿儿岛与杨淑慧秘密结婚。此时，他正式脱离了与共产党组织的关系。 1924年，周佛海返回广州，投身国民党工作，开始了他在国民党内部的崛起。他担任了国民党宣传部秘书，并凭借自己的才干和关系获得了更高的职位。 与此同时，邹鲁聘请他为广东大学教授，周佛海也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这段时间，周佛海依然与杨淑慧保持着紧密的家庭关系，并且逐渐脱离了共产党的影响。 周佛海的政治生涯迅速发展，1927年到1937年间，他先后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成为蒋介石的重要顾问之一。 他不仅参与了内战的筹谋，还曾为蒋介石的独裁政策提供策略支持。与此同时，周佛海还参与了蓝衣社的建立，这一特务组织的形成，使得他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愈加稳固。 然而，1937年1月，周佛海与汪精卫在香港重逢，双方开始交换政治意见。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周佛海逐渐背离了蒋介石，转投汪精卫阵营。1938年，周佛海随汪精卫投敌，公开表示与日本妥协，背弃了他曾为之效力的国民政府。 同年12月，周佛海与汪精卫一同潜逃至越南河内，并在香港发表了汪精卫的“艳电”，进一步表明他与蒋介石的彻底决裂。 1940年，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周佛海在政府中担任了重要职务。作为伪行政院副院长，他虽然没有陈公博那样的名誉职位，却凭借兼任财政部长与警政部长的职务，实际掌握着汪伪政府的经济与特务机构。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周佛海的地位可谓独占鳌头，权力的集中让他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然而，随着抗日战争逐渐趋向尾声，周佛海显然意识到了形势的变化。 在日军败退的趋势下，他开始为自己的未来着想。1943年，他在军统特务戴笠的游说下，悄然转向为抗战秘密服务，成为戴笠单线联系的“卧底”。 在汪伪政府内部，周佛海的忠诚和其权力的庞大使他成为汪精卫最信任的部下之一，但随着战争局势的逆转，他开始将大量情报传递给国民党，以此保全自己。 1945年，周佛海被秘密转移到重庆，并在戴笠的亲自保护下被软禁。即使如此，周佛海也清楚，自己随时可能面临着致命的风险。 1946年3月，周佛海收到一个特务带来的噩耗——戴笠死于飞机失事。这一消息令周佛海大为震惊，他深知，失去了戴笠的庇护，自己的命运将难以自控。 10月21日，国民党在南京举行了对周佛海的公审，并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名判处其死刑。然而，周佛海的命运并未就此终结。 在他被判死刑后，蒋介石却因周佛海在上海的协助，秘密为他开脱。蒋介石为了防止这段密信曝光，决定给予周佛海减刑，最终判其无期徒刑。 此举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它揭示了蒋介石与汪伪政府高官之间的某种微妙联系。杨淑慧以掌握这一密信为筹码，通过高额贿赂与蒋介石进行私人会面，迫使蒋介石做出宽大处理。 虽然周佛海逃过了死刑，但他并未因此获得真正的解脱。在监狱中，周佛海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自1947年起，他的心脏病愈加严重，身体日渐虚弱。尽管依赖药物维持生命，周佛海最终未能战胜病魔。1948年初，心脏病发作使他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内去世，享年仅51岁。 参考资料：王晓华著. 《审判大汉奸》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