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毛泽东被捕后，押去处死路上，突然对一名团丁说：“老哥，我腿疼，伤筋了！”团丁走近后，毛泽东故意踢了一块石头，并凑团丁耳边说了一句话后，竟靠着机智逃走了。 在1927年，毛泽东和他的妻子杨开慧刚刚迎来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毛岸龙，这本应是一个家庭庆祝的时刻。国内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和汪精卫纷纷展开了针对共产党的血腥“清党运动”。随着南昌起义的爆发，毛泽东被迫忙于应对这一局势的急剧变化。 1927年8月，南昌起义发生不久后，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坚定地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言论在党内产生了重大影响。紧接着，他便从汉口返回长沙，开始密谋接下来的行动，即著名的秋收起义。 在长沙，毛泽东密切与地下党员合作，制定起义策略，同时不断规避国民党的搜查。他清楚自己即将踏上一条充满危险的路。在这一关键时刻，为了保护家人，毛决定将杨开慧和刚出生的毛岸龙留在长沙，而他自己则孤身前往江西安源继续组织起义。 杨开慧虽然身处家中，心系革命，也在秘密为起义准备着。在毛泽东启程前，他临时安排杨开慧回到她的娘家板仓藏身，随后从密道悄然离开长沙。这一别，未曾想到竟成永诀。 毛泽东抵达江西安源后，在当地一个矿工学校内举行了一场紧急的军事会议。参会的都是共产党的军事领导者，他们在此制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攻略路线、战斗口号，并设计了代表工农联盟的军旗——白色五角星中镰刀和斧头交叉。在会议的夜晚，毛泽东站在窗前，心中激动而坚定，挥笔写下了动人心弦的诗句《西江月》。 9月9日，秋收起义如期爆发。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分三路推进，直指长沙。在前往铜鼓的途中，毛泽东与两名同志在浏阳与铜鼓交界的张家坊，遭遇了意外的危机。正当他们在一家小饭馆里进食时，一名地主武装的成员持枪闯入，质问他们的身份。 在紧张局势中，毛泽东迅速递出他们事先准备好的伪造证件。那些团防局的成员反复审视证件，未能发现任何明显的破绽，本打算释放他们。就在此时，一个民团的小头目进入现场，对手下询问这三人的来历。尽管手下已经检查过证件并报告无误，小头目的直觉告诉他这三人并非普通的商人，他怀疑他们是共产党员，并下令将他们全部逮捕。 几名团防局成员迅速涌入，粗暴地将毛泽东及其同伴制服。随着团防局成员押送他们离开现场，毛泽东机敏地摸了摸口袋里的银元，他假装腿痛，步履蹒跚，同时故意让口袋里的银元发出响声，吸引团防局成员的注意。当一名团防局成员走近时，毛泽东迅速掏出几块银元，佯装慷慨地说：“朋友，拿去喝茶吧！”团防局成员被这突如其来的贿赂所迷惑，接过银元后便走开了。 利用这一短暂的分散注意，毛泽东迅速转身奔向旁边的树林，开始了他的逃亡。清乡队很快发现了毛的逃走，急忙准备追捕。 此时，同行的潘心源果断地挡住追兵，大声质问并声称要投诉到团防总局，这一突然的行动让团防局成员一时愣住，给了毛泽东更多的逃跑时间。在追兵的注意力被吸引住时，潘心源继续逃跑，甚至将自己的财物如银元和金戒指抛向空中，引诱追兵。 在追兵的视线中逐渐消失后，毛泽东发现自己力竭，跳入一个水塘中藏身。上方的草丛为他提供了掩护。追兵虽然围绕水塘搜索，但未能发现隐藏在水中的毛泽东。等到追兵远去后，他涂满泥巴，伪装成一个农民，向山坡上走去，成功避开了敌人的搜查。 在逃亡过程中，毛泽东利用随身的少量现金请一名过路的农民帮他购买了一双草鞋和一些食物。当黄昏降临时，这名农民如约送来了鞋和饭，毛泽东在简短地用餐后，请这位农民引路，采取小道穿越边界进入江西省。在一路上，毛泽东试图询问这位帮助他的农民姓名，但对方始终保持沉默，未透露任何信息。 毛泽东在农民的带领下，终于脱离了追捕者的视线，安全到达了铜鼓地区，随后与当地的共产党武装部队成功汇合。直到毛泽东抵达井冈山并稳定下来之后，他才通过地下党的网络了解到那位神秘的农民名叫陈帷德。陈帷德后来加入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并因其救命之恩，毛泽东曾亲笔写信表达感激，誉其为“救命恩人”。 在此期间，毛泽东得知先前分开逃跑的潘心源也经历了一场激烈的逃亡。潘心源虽然被清乡队抓获，但他机智地在途中再次逃脱，并最终与毛泽东在安源重逢。 毛泽东在后来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对话中回忆了这段艰难的经历。斯诺后来在他的《西行漫记》中记录了这次交谈，详细描述了这一幸运的偶遇及其可能的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