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夫妻因买不起城市房，花3万元买下村民民房。20年后，城市扩张，该房纳入拆迁范围获赔1135万元。原房主得知后反悔，声称合同无效，要求收回房产！
2001年，北京的房价虽然远不如今天这般高昂，但对于许多普通家庭来说，仍是无法触及的梦想。来自四川的何大海夫妇，为了给失聪的儿子寻找更好的医疗资源，不得不卖掉老家的房子，带着东拼西凑的3万元来到北京。
他们满怀希望，希望不仅能治好儿子的病，还能在这座城市扎下根。然而，在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医疗费用的重压下，他们发现，光是找到一个安身之所便已困难重重。
几经寻找，他们得知顺义区李遂镇柳各庄村的一处宅基地正在出售。卖家是当地村民于泊，他为了进城改善生活，想卖掉这套500多平方米的宅基地房产，于是主动以3万元的价格挂牌。
双方很快达成协议，何大海一家将所有积蓄用于购房，协议虽然没有通过正式的法律手续，但房屋随即交付。
对于何大海一家来说，这笔交易让他们在北京终于有了一处属于自己的住所，而对于于泊来说，这笔交易也帮他实现了搬迁到城区的梦想。
时间匆匆过去，何大海一家就这样在柳各庄村扎根了下来，尽管房屋简陋，但总算是遮风避雨之所。夫妇俩靠打零工勉强维持生活，还要给儿子筹钱治病。
在这片小小的宅基地上，他们埋头苦干，一家人从未奢望这个地方会带来什么财富，只希望能平静地生活下去。然而，谁也没有想到，20年后的拆迁消息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2018年，北京市政府启动了顺义区柳各庄村的棚户区改造工程，按照规划，何大海一家所在的宅基地被列入拆迁范围。政府的补偿方案显示，这片宅基地的补偿金额高达1135万元。
这笔巨款足以改变他们的生活，让他们有机会摆脱多年的窘迫境地。对于何大海一家来说，这是一个意外之喜，甚至是苦尽甘来的回报，他们开始计划用这笔钱改善生活，为儿子提供更好的条件。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意料之外的变故发生了，卖家于泊得知拆迁补偿金额后，后悔不已。他回忆起当年只卖了3万元的决定，觉得自己吃了大亏，认为这笔巨款本应属于他，于是决定将何大海一家告上法庭。
他坚称，当年的协议并不合法，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农村的宅基地只能属于本村村民，不能转让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何大海一家虽然实际居住了二十年，但他们不具备法律上的土地使用权，于泊主张协议无效，要求收回房产并索取全部拆迁补偿。
案件迅速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法院展开了多轮审理，最终确认双方协议因违反土地政策无效。法院指出，根据《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宅基地的使用权不得转让给非本村村民。
然而，何大海一家虽然无法取得宅基地的法律所有权，但他们已在此居住近20年，期间对房屋进行了修缮和维护，因而对房屋的部分价值具有合法权益。法院判决，于泊若要收回宅基地，必须支付何大海一家相应的补偿金额。
尽管法院给出了一个相对公平的判决，但这并未平息争端。于泊认为，补偿金额过高，自己无力支付，而何大海一家则坚持认为，这笔补偿远不足以弥补他们的经济损失。
根据法院建议，补偿金额应在70万至80万元之间，尽管这已经是相当高的数额，但相较于1135万元的拆迁款，这显然显得微不足道。
双方因此陷入了长久的僵持状态，房屋迟迟未能拆迁，柳各庄村其他村民早已完成搬迁，何大海一家所在的宅基地却成为最后的“钉子户”。
这场纠纷不仅是一起简单的买卖合同争议，更是城市化进程中利益冲突的典型案例。事实上，类似的宅基地纠纷在中国各地频频发生。
随着城市扩张，农村土地的价值迅速飙升，宅基地从最初的福利性资产变成了具有巨额经济回报的高价值财产。由于政策和法律的不完善，许多类似交易埋下了隐患。当利益发生变化时，买卖双方往往因为利益分配问题对簿公堂。
这一案件也揭示了农村宅基地买卖中的政策漏洞。在法律层面，农村宅基地买卖始终受到严格限制，城镇居民无权购买，但在实际操作中，双方通过私下协议完成交易的现象十分普遍。
法院在判决中既要尊重政策，也不得不考虑现实的利益分配，导致类似案件难以快速得到解决。
与此同时，这起纠纷也引发了对诚信问题的反思。于泊在交易时承诺“绝不会反悔”，而在利益面前却反悔并提起诉讼，这种行为引起了广泛的批评。
一些人认为，他的行为有违基本的契约精神，但也有人指出，何大海夫妇作为非本村村民，参与交易本身就违反了政策，这些问题的存在反映了政策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
（参考信源：藁城普法——展开20年前女子3万买下北京宅基地，拆迁获赔1135万，原房主找上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