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原国民党中将李仙洲向政协提出有事情需要帮忙，王春景前去协调。见面后，李仙洲用满口的山东腔说：“我一是想做套衣服，二是弄两瓶好酒喝喝。 李仙洲可能担心王春景不明白，解释说：“我这一辈子除去穿军装（国民党时代的军装），就是穿中式衣服，从没有穿过西服，我打算一套。另外，我这个人平时爱喝两盅，想找两瓶好酒，您看好办吗？” 王春景说：“这太容易了。做衣服，咱们到红都服装厂做。弄瓶酒就更好办了，您告诉我要什么牌子的，明天我就给您送来。” 李仙洲忙说：“做衣服不要去那么高级的地方，一般铺店就可以了，我也不是什么高贵的人，行伍出身，也不要什么名牌，能穿就可以。至于酒，你看着办。” 第二天，王春景去送酒。当李仙洲看到酒后，真是喜出望外，拿在手里，看了又看，闻了又闻后，对儿媳说：“我先喝一瓶，另一瓶留着回山东老家喝。” 王春景说：“您只管喝，我保证供应，等散会回山东时，我再给您准备两瓶。” 李仙洲十分健谈，讲起话来，口似悬河，态度十分诚恳。 当李仙洲得知王春景毕业于陈赓创办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立即激动地拉住王春景的手说：“咱们关系更近了，又进了一步。我与陈赓同是黄埔一期的，当年在黄埔时，我是“老大哥”！他是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起人，我们还动手打过架呢！陈赓很不简单，当学生时，就很出色，是当时的“黄埔三杰”之一。校长蒋介石对他十分器重。您知道蒋介石为什么器重陈赓吗？他救过蒋介石的命。当年在黄埔军校时，陈赓和几个学生发起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我很不以为然，而且冷嘲热讽，陈赓与我讲道理，我反而更加趾高气扬。陈赓火了，我俩拳脚相对，打了一架。” 王春景问：“您这个“老大哥”的雅号是怎么来的？” 李仙洲思索了一下说：“说来话长。我是1894年生人，14岁时，父母作主，就结婚了，17岁就得子当爹了。1924年，而立之年的我抛弃家业，投奔了广东。我是先到上海参加初试，通过以后，再到广州正式考试，顺利地考入黄埔军官学校。到黄埔后，我年龄比同期同学大不少，而且个子大，有妻儿，又是山东人，为人憨厚，故而同学们都尊称我为老大哥！” 李仙洲还向王春景说起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在我被解放军俘虏之前，我对蒋介石绝对服从，为蒋介石冲锋陷阵，都是真心的。从黄埔毕业后，我一直比较顺利，从排长升到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直到集团军总司令，而且是蒋介石的王牌军司令官，很受重用。但是和解放军打仗，我光吃败仗，最后当了解放军的俘虏，成了阶下囚。” 停了一会儿，李仙洲转了个话题继续说：“我是个老山东，从小生长在农村。年轻时，我给自己立下规矩，一定要做个正直的人。我一生不抽、不赌、不嫖，甚至连舞也不跳。因为立场站错了，所以越是积极，越无用。1946年6月，蒋介石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以后改作“重点进攻”，我都是急先锋。我之所以如此死心塌地卖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光强调自己做军人，军人要绝对服从。直到我被俘，经过学习和改造，才明白光绝对服从命令，不去看方向是不行的，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王春景忍不住问：“您为什么对蒋介石那么服从呢？” 李仙洲说：“我之所以绝对服从蒋介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是蒋提拔的。蒋对我十分了解，他多次对别人说，李仙洲这个人虽然指挥能力不强，但很听话。不嫖、不赌、不抽，服从性强，是个很难得的军人。在黄埔军校时，蒋是我的校长，以后又是我的司令长官，对我是特别关心、照顾。记得1933年7月，蒋在江西庐山开设军事训练团，轮流调高级军官实施训练。我是第一批去集训的。我有个洗冷水浴的习惯，有一次，我提了桶冷水，找了个避人的地方，脱去外衣，只穿一条短裤就大洗起来，正洗得高兴时，我扭头看见不远的地方，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正散步朝我这方向走来，我躲是来不及了，心想一定要挨批评。我转过身去，背向蒋和夫人，假装看不见，想他们走过去就完了。没想到，他们不但没有走过去，而且在我背后停下来，我想挨训是免不了的，于是立正站着，准备挨训。” 顿了顿，李仙洲接着说：“蒋介石不但没有批评我，而是用关心的口吻说，山上天气凉，气温低，不比在山下，你这么用冷水大洗，会受凉生病的，赶快把衣服穿好，到我住处去一趟。这可把我吓坏了，心想原来更狠的批评还在后面呢！我赶快揩干身上的水，穿好衣服，戴好军帽，战战兢兢地来到蒋的住处。一进门，我站正检讨说，校长，我错了，我错了，我一定改正。” 王春景问：“后来呢？” 李仙洲说：“这时，蒋介石从抽屉里拿出两张汇票，一张上面写着3000元，另一张上面写着5000元。蒋介石拿起5000元的汇票对我说：这是给令堂大人看病用的。指着3000元的汇票说：这是给令妹读书用的。不够再来找我。当时，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对这种厚待当然是诚惶诚恐地接受。” 这次谈话，让王春景对李仙洲有了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