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婚育文化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 2025-01-14 10:07:25

提振生育率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均为既长且艰的任务。为适应人口发展新常态,积极应对人口发展新挑战,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2024年《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等一系列文件强调了“构建新型婚育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此支撑人口高质量发展并助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婚育文化”一词概念广泛而复杂,涉及人类生活中语言、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科学技术、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诸多领域。其影响潜移默化,小至个体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大至社会运转,一旦形成即具有稳定性、内生性、传递性。近年来,我国人口的平均初婚、初育年龄不断推迟,未婚人口比重越来越高,兼有当前正在经历的低生育率和家庭小型化双重转变。大量研究证明,经济因素在生育率下降初期起主导作用,而在生育率下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之后,社会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快速上升。

婚育文化之困

婚育文化包括对婚、育、家庭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观念和态度的总和。新时代我国青年群体婚育观念和态度所反映出的特性及由此带来的低生育困境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个体性。青年群体婚育“社会时钟”被打乱,青年一代表现出对“个性化生命历程”的强烈追求。生育这一生物属性不再被视作女性的刚性任务,“大女主”等新型性别标签收获大量年轻女性拥趸,生育意愿逐渐低迷并成为年轻人的内在自觉。

第二,文化理性。相较于经济理性下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和对有限资源有效利用为出发点作出的婚育决策,青年一代更倾向于以幸福动机作为实践法则。一方面,青年一代“负责任的生育”逐渐成为家庭生育的道德准则和自觉选择,他们会理性判断近期和远期是否能够为子女提供精细化育儿条件和高质量教育投资,尤其重视良好的个人抚育体验和子女的成长体验;另一方面,也会“理性预设”社会的“内卷化”及教育焦虑,由此筑高了未婚未育人群的隐形生育门槛,打击了婚育信心。

第三,伦理性。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性具有以“忠”“孝”为核心的宗法血缘制。青年一代伦理责任的自觉意识常体现为家庭伦理冲突中时间与资源的分配与平衡,即“女性职育平衡冲突”“个体或代际之间育幼与养老冲突”“个体生育价值与国家生育政策冲突”三方面,生育动机已从家庭主义、功利主义生育观转变为追求人生价值和体验的生育观,日益成为生育决策的主导。

第四,传递性。婚育观转变普适于一切现代化国家,我国青年一代婚育观转变伴随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快速转型经历了重构,而数量巨大的“独生子女”群体则与亲代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体现出继承性和反思性。一方面,亲代向子代传递或子代通过观察和学习父代,形成生育偏好及价值观传递,如子女数量偏好、生育时间偏好和性别偏好等;另一方面,以亲代的生育经历为生育信息首要来源,结合自身成长经历生成反向的生育观念及偏好。

第五,婚育价值的情绪性。家庭结构小型化、形式多元化,进而导致传统家庭基本功能(如养育和养老等)的弱化。青年一代对婚育“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理性价值需求已经被伴侣和子女所能提供的幸福感、满意度等情绪性价值取代,情绪性婚育价值取向难免给婚姻家庭带来不稳定因素,政策设计需要及时做好应对方案。

婚育文化之策

第一,确立新战略地位。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已全面渗透到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中,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先决条件。人口是大国兴衰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应确立新型婚育文化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突出地位。新型婚育文化势必需要与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中经济、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与政策形成“同向发力”的有机整体才能确保作用的发挥,因此在现有国家和地方生育支持体系优化和具体实施过程中,需对婚育文化的导向作用设计清晰和阶段性的目标。既要具备面对人口这一慢变量的“不迫之心”,也要具备预见未来可能显现新问题的“思危之心”,提前做好文化引领布局。

第二,重构新文化内容。建立“价值为先、知识为基,信心为重”的新型婚育文化体系,以价值观引领为基础,通过显性与隐性婚育知识、技能的发展,恢复和保持青年群体及家庭的生育信心。新型婚育文化在内容上应针对当前中国青年婚育观体现出的个体性、文化理性和婚育价值的情绪性等特点和困境,设计涵盖婚育相关文化权利、文化制度和文化素养等多层面内容,从生命周期早期开展对幸福婚育权利维护、制度完善、品格塑造和文化素养发展的熏陶。发挥新型婚育文化对青年一代家庭伦理认知的引导作用,实现家庭内部新型婚育文化价值观的正面传递。

第三,拓展新文化传播。伴随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引领数字化转型,媒体融合向纵深推进的同时全面提升了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也为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建立人口动态监测体系提供了信息网络基础。青年一代知识快速迭代受惠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的数字与物理世界的交融,一方面,可利用监测体系探查青年群体的婚育文化需求、可接受性最高的文化传播平台和形式;另一方面,通过对传播内容信息和价值秩序的发展增强新型婚育文化的网络传播黏性,扩大受众群体规模。如针对未婚、未育、已育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在抖音、B站、快手、小红书、微博等网络平台积极布局新型婚育文化动漫游戏、影视音乐、数字阅读等多个文化娱乐领域,拓展婚育文化服务新边界。提供线上线下、虚拟现实相结合的立体化文化消费和体验场景,利用网络社交平台扩大跨地域、跨文化交友通婚圈,增强未婚未育人群幸福感、满意度等情感性价值体验。

第四,发展新评估手段。新型婚育文化体系的建设是一项“拧螺丝”的工作,发挥婚育文化在激发生育潜力上的引领作用,需要以久久为功的心态来对待。应基于当前我国人口、经济、社会、文化新发展情境下青年人的婚育新观念、新需求,形成社会经济发展新情境下理论与实践相融合、区域与个人发展相协调的新型婚育文化治理框架,注重“韧性治理”,降低“刚性规制”。以新型婚育文化资源、制度、机构、事业、产业、产品为发展的过程性要素,以获得文化认同、实现文化引领、推动文化传承为新型婚育文化的目标性要素,通过阶段性评估探索形成新时代新型婚育文化体系,为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助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系统构建研究”(23&ZD18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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