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爱吃甜食，尽管当时我们岩峪沟人的生活都很困难，大多数人家都难以吃上当时最时兴的白砂糖和“古巴糖”（黑糖），更何况那时节是要凭票才能买到这些奢侈品，即使生活富裕一些的家庭也不一定都能有糖吃。好在当时的糖精倒是挺吃香的，买一包能吃大半年时间，所以每当我想吃糖的时候就倒上一碗开水来，往里面放上几粒糖精进去，用筷子搅一搅喝着就觉得也是挺过瘾的。

严格说起来，那时候岩峪沟人能不能吃到馍都成问题，更不用说包有糖的饼子了。家庭生活情况好一点儿的倒能吃到馍，但那也都是有数的，所吃的馍一般也都是黑不溜秋的黑面馍、苞谷面馍、红薯面馍或者豆渣馍，至于那白生生的蒸馍就只有等到过年时给亲戚拜完年后享用，至于说到糖饼，对于大多数岩峪沟人来说，那就只能在心里想一想了。

我是最爱吃糖饼的，哪怕是黑面做的糖饼也行，不必要糖很多，哪怕里面有点儿甜味也成，然而这对我来说就只是奢望。幸运地是那时候我们家蒸不起里面中包糖的黑面馍就蒸红薯面馍，有时间也蒸苞谷面与红薯面两搅的紫卷子馍，那多少也有点甜味儿，相对而言也已经算不错了。

老家岩峪沟当年的习俗是每年的中秋节都要包糖馍“敬爷”的，那一晚上我们叫它“月饼”，不管是不是天晴着还是刮风下雨，等到八月十五的晚上月亮该出来的时候，各家就要将烙好的小“月饼”放在外面早就摆好的凳子上，再烧几张纸就算是“敬爷”，这种仪式结束后大家就可以大胆地分享这盼了一年的糖馍了。那小小的糖馍里面包有核桃仁，还有发黑的“古巴糖”，咬一口里面还能流出糖液来，自然算是上上品了。记得每年到那时候，我提前几天就酣心着那糖饼，也提前回味那吃糖馍的情景，等到了中秋节的晚上，就巴不得“月亮爷”早早升起，巴不得祭祀月亮的活动快点儿结束，直到吃上盼了许久的“月饼”，才仔细地品味起那甜丝丝的糖味，充分地享受着这人间的美味，深怕失去所享受的每一个细节，直到肚子胀鼓鼓的实在吃不下了才肯作罢。

因为我特别爱吃糖饼，自然不会放弃吃糖饼的每一次机会。1978年我进入商洛师专上学之后，身上有了零花钱，也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权利，所以每次去县城我都找机会去十字口的第一食堂花二两粮票、5分钱买个糖饼来。因为舍不得大口吃掉，我就一小口一小口的慢慢品，一个糖饼能陪我骑着自行车吃到东龙山的学校。当年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是有人吃糖饼时里面的糖液流到了背上，那其实就等于在说我。有一年夏天的早上，我买了个糖饼骑车从县城回东龙山的学校，因为边骑车边吃糖饼，没注意竟然让糖饼中的糖液流到了胳膊上，因为一时慌乱就抬起胳膊用嘴舔胳膊上的糖液，意外地是胳膊抬的过高让糖饼里的糖液流到了背上，那一时的慌乱还差点儿摔下自行车呢？

我一直喜欢吃商州城的糖饼，参加工作之后也一直在工作单位附近寻找和它类似的糖饼，可惜的是一直都未能找到。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每次回到商州就去买着吃，而当离开商州时再买上10个、20个带回家吃。姐姐和妹妹都知道我爱吃糖饼，一有机会就给我烙一些小时候中秋节时祭祀时吃的那种只包黑糖和核桃仁的小“月饼”，这种小“月饼”倒是很有优势的，它可以长时间存放，甚至几个月都不会坏，只不过吃时还要借助工具才行，光凭牙齿是咬不动的。

我喜欢吃的糖馍是那种酵面包的，油酥的糖饼我觉得不够纯正，所以我每次回到商州就去西背街东口买“延平”馍店的糖饼，如果因其它原因在那里买不到，这才去环城东路十字北100多米处买另一家的糖饼，这样过一段时间就要和他们打一次交道，竟然和他们都已经成“熟人”了。

老伴知道我爱吃糖饼，尽管不反对但经常提醒我注意血糖，还多次建议我测一下自己的血糖，但因为我一直坚持早起外出活动，测试空腹血糖的事也就一拖再拖。直到前几天，老伴非逼着我早上别外出并测了一下我的空腹血糖，不料血糖仪上出现“8.1”的数据，比整天喊着血糖高的老伴还要高了。老伴警告我：“已经高出了正常的血糖值，开始步入糖尿病的边缘区了，要是再不注意就必须吃药、打针”。

我当然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面对“8.1”我必须重视起来了。回商州再也不能去西背街的“延平”馍店“尝鲜”了，更不能买些“心爱之物”带回来吃了。看来我只能对小时候吃的那种糖饼、对姐和妹给我烙的那种糖饼以及商州城馍店烙的那些我喜欢或者不喜欢的糖饼统统要说再见了。

遗憾啊，我真不忍心和喜欢了一辈子的糖饼说再见！

【作者简介】

金佰安，笔名尚舟。生于1954年3月，商州区夜村镇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商洛棣花古镇乡土文化研究院会员。历任教师、纪委办公室副主任、纪律检查科长、纪监监察部部长等职，二零一五年退休。喜欢交友，爱好文学。长期在中国第十冶金建设公司工作。有多篇论文发表于《中国纪检监察报》，散文《南爪花煎饼》、《妻子爱唠叨》发表于《首钢日报》。先后在《二建通讯》《中国十冶》等杂志发表文章数十篇。著有百万余字的散文集《走出岩峪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