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正在处决一名美军战俘，在尸首分离的一瞬间，日本记者拍下了这张照片。 甲万那端战俘营，位于菲律宾甲万那端市东部，是日本在二战期间建立的规模最大的战俘营。 它原本是菲律宾的一个军事训练基地，但随着战事的推进，日军决定将其转变为集中营。 甲万那端战俘营区内的“魔鬼农田”尤为臭名昭著。 农田的劳动极其繁重且充满压迫，战俘们在烈日下只能用双手刨地、耕作。 甲万那端战俘营整个营区被高墙和铁丝网围住，戒备森严。 战俘们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保障，所有的水、食物、医疗等都得不到充分满足。 为了让这些战俘为日军提供劳动力，日方在农田内种植了大量的农作物。 然而，这些食物几乎从未流入战俘的口中，反而成了日军和他们的支持者享用的资源。 任何试图偷取食物的行为都将受到极其残酷的惩罚。 坦尼回忆起自己初到“魔鬼农田”的那一天，便受到了看守的重重体罚。 在太阳下，战俘们只能用简单的工具进行繁重的劳作。 坦尼的经历并非个案，很多战俘在类似的情境下遭遇过肆意的暴力。 甲万那端战俘营的医疗条件也极其简陋。 营区内设有一个隔离病房，但无论是物资还是医生都远远不足。 那些因疾病或伤势重的战俘，经常被送往病房，但大部分时候，他们几乎得不到拯救。 在某次日常点名中，几名战俘未能应声，这一情况立即引发了日方的反应。 他们误认为发生了大规模越狱事件，遂开始全面搜捕。 所有被怀疑参与或知情的人都会遭到严酷的惩罚。 那些负责捉拿逃兵的看守士兵因快速完成任务而沾沾自喜，回到营地时，得到了指挥官的表扬。 指挥官表示，由于这次抓捕工作表现出色，他决定不按照“连坐法”对牵连的战俘进行处决，但明确表示，逃跑的战俘不能宽恕。 根据他的命令，这些战俘将于第二天一早执行死刑。 这些战俘中，四人是试图逃亡的，另一个战俘则是因重病藏匿在兵舍地板下，原本只是想找个地方安静死去。 五名被捕的战俘被押至营地的另一侧，那里是专门用于公开处刑的地方。 他们被绑在柱子上，任由烈日暴晒，整日不曾给水和食物。 看守们用皮带和步枪不断鞭打他们的身体，尤其是头部和四肢。 更有军官拿出武士刀，在他们的脖颈周围舞动。 这些身心交瘁的战俘被强迫前往墓地，挖掘自己的埋葬之地。 疾病和饥饿让他们几乎无法站立。 在最后的时刻，指挥官下令蒙住他们的眼睛，并强迫他们面向警卫。 随着枪声响起，战俘应声倒下。 1944年末，特别是在美国潜艇有效打击了日本的供应线后，日本的资源变得日益匮乏。 尽管如此，仍有大量盟军战俘被日本军方关押在菲律宾等地。 越来越多的情报揭示出日本军队对战俘采取残酷政策，日军甚至在巴拉望岛集体处决了近150名战俘。 美国情报局立即加紧了对战俘营的侦察工作。 1945年幸存的战俘尤金·尼尔森向美国军方提供了关于战俘营惨状的信息。 两天后，美国陆军第六集团军司令沃尔特·克鲁格中将收到了关于甲万那端战俘营存在的情报，并指示部署阿拉莫侦察兵，对该营地进行侦察。 侦察兵威廉·内利斯特与托马斯·朗兹维尔成功潜入敌军防线，并与菲律宾游击队接触，获得了关于营地的详细情报。 两天后，指挥官亨利·穆奇中校与游击队领袖胡安·帕约塔商讨突袭细节。 尽管帕约塔建议推迟攻击，穆奇最终决定将计划推迟24小时，并在更合适的时机发动攻击。 穆奇指示突击队按照报告的路线迅速接近，并准备立即展开行动。 他进一步部署了两支菲律宾游击队，分别由帕约塔与爱德华多·穷森指挥，负责封锁营地周围的道路。 此时，空军的一架P-61夜间战斗机也参与了配合，由肯尼斯·施里伯上尉与邦妮·拉克中尉驾驶，通过低空飞行，吸引敌人注意力。 到了傍晚，游击队成功绕过了日军的防线。 普林斯上尉带领的突击队分成两组，一组集中攻击营地大门，另一组则负责清理营地外围的敌人阵地。 与此同时，F连的30名士兵准备以火箭筒攻击日军的防御工事。 游骑兵们迅速突破了营地的大门，开始清除守卫。 由于营地内的战俘长期遭受折磨，许多战俘未能立刻配合被疏散。 部分战俘甚至认为这是日军的陷阱。 在混乱中，突击队员不得不采取武力手段，强行将战俘从他们的营房中拉出。 一些日本士兵试图乘坐卡车增援，但被F连的火力压制。 游骑兵成功带走了大部分战俘。 通过这次任务，500多名战俘得以重获自由，其中包括许多在战争中失踪已久的盟军士兵。 参考文献：[1]康狄.甲万那端战俘营记事——《狱路之劫》记述的“东方奥斯维辛”[J].世界知识,2012(8):6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