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变法」从海军「剪辫子」开始，次新军，再次社会。
理由很具体，军舰上机器多，辫子绞进机器里很危险。
这段历史虽出于常识，却并不流行。相反，在民国史上，似乎关于军阀的一切都人所共知，凿凿可鉴。
不过细细追究起来，军阀却是民国史上的一笔糊涂账。
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八年，中国的一千四百多个大小军阀发动了一百四十余次地方性及省际战争。
从袁世凯死去的一九一六年六月到一九二八年六月，有六个人成为国家元首，组成近三十个内阁。
对此，李大钊的清算最是泼辣，他把当时的政治生活比作「宰猪场」，而军阀是吃人民「血肉骨头」的「文武豺狼」（李大钊：《宰猪场式的政治》，《每周评论》第十八号）。
军阀是难以驾驭的「有枪阶级」。
这一术语被用来称呼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中国政治因这些名字而表现出高度人格化的特征。
同时，中国社会的独特性也严格地限制了这些人的统治类型：他们只是为儒家秩序的瓦解提供了一个应急的替代物。
作为流产之革命最大的受益者，军阀之所以品性残缺，只因他们本身就是旧秩序崩溃的碎片。
即便如此，军阀也不能仅仅被视为清王朝的遗物，正如列文森所说，「民国初年，不应只被看成为军阀统治时代，因为像秦或隋一样短命的蒋介石南京政权具有帝国的各种特性，并为一个更为持久的王朝铺平了道路」（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版，257 页）。
列文森的论断至少催促我们思考如下问题：如果民国初年不是军阀掌控的时代，
如何理解它的性质和意义？
军阀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是如何被使用的？
为什么民国的声望会迅速下滑？
为什么君主制的种种象征被消除后还出现以宪政为名的君主制（洪宪帝制）？
「军阀时期」其实不是强调由军阀控制全中国的状态，而是指因军阀的存在而使中国分裂或者说分崩离析的时期。
早在一九一三年，梁启超就把中国的分裂称为「部落思想」，官方的表述是「集团统治」，一九二零年后，革命政党和学者们才提出所谓「军阀」的概念。
追溯中国近代军阀从何时开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史学意义，也不一定得到圆满的答案，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军阀的性质。
罗尔纲的「兵为将有」说在二十世纪中期经弗朗兹·迈克尔介绍给西方学者，成为最流行的观点。
不过，清末民初的社会历史条件、军队的组织情况、军阀的个人动机等都是需要考量的因素。军人能否上升为军阀，就看他能否组织忠诚的私兵集团。
从这个角度来看，军阀的部队在性质上更接近于佣兵军队，长官与部下有很强的依附关系。
以冯玉祥为例，在军中设立工厂、学校，推行一致的信仰方式使他的军队具有鲜明的私人特色。
这一点使军人统治区别于传统的文官体制，其特点是陈志让所说的「军—绅政权」。
「军」是一八九五年之后建立的军队，有时也考虑团防和土匪；「绅」（缙绅，士绅）是受过传统教育，有功名的人。
有些任过政府的职位，有些拥有田产地产。
中国从所谓的绅士或地主政权建立以后，实际的政权基础是绅士和军人的联合，即「绅—军政权」。
一九一二年以后，军人势力壮大，就渐渐转变为军人领导绅士的政权，也就是所谓的「军—绅政权」（陈志让：《军绅政权》，三联书店一九八零年版，4 页）。
以辛亥革命为例，在新政府的二十二个都督中，十五个是军人，七个是绅士。
在军阀时代，当兵成为流行的职业。据陈志让估计，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军队、团防、土匪等脱产的武装农民约有五百万以上，而同时期中国新式工业人口不过二百万。
养兵是军阀的基本考虑，失去士兵的军阀可能失去一切。在革命者朱执信笔下，军阀不过是些为兵所累的可怜军人。
他们相信兵的力量，崇拜武力，最后却是对所谓的「军界」大失所望（《朱执信集》，上海书店一九九零年版，363—364 页）。
军权政治的一个极端表现是无饷之兵的破坏性：一方面政治性兵变很少；另一方面是烧杀劫掠变成常态。
士兵出身的沈从文曾坦言：在湘西做土匪的机会比做平民的机会还多一点（《沈从文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121—128 页）。
渐渐地，军阀政治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仇视整个官僚秩序的种子。
控制地盘是军阀存在的现实基础。有地盘才有给养，有给养才能控制军队。
这决定了军阀的地方主义特色，典型的代表是桂系军阀、四川军阀、阎锡山和张作霖。
土匪与军阀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土匪一般是抢了就跑，并不控制地盘，而军阀形成防区，建立行政机关，承担着治理的责任。柯白主张军阀确认标准的关键是「对貌似忠诚的下属军官进行直接控制的问题」。
因此，必须明确在一个军事编制内究竟哪一级军官拥有哪种程度的自治权（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殷钟崃、李惟健译，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50—63 页）。
进行地方治理的省也好，防区也好，都不能充当政治的制高点。
这个制高点在一九零零年前后就开始动摇，割据分裂状态是这个制高点失控的表现，也是军阀饱受质疑的直接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