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蒋介石迭电强令于学忠所部撤离山东抗日战场，否则将以军法论处。将士阵前欲效死，奈何委座扯后腿！ 于学忠无奈率部离开鲁南，进驻阜阳仅两个月之后，蒋介石即将鲁苏战区总司令部撤销，调于学忠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从此，于学忠失去军权，只任此闲散副职。 后来于学忠回忆蒋介石的伎俩，“故在鲁苏抗战时曲毫用我，并竭力使我与日寇与共军对消。凡关军事政治，皆不予以充分支持，多施用种种破坏方法造谣离间，威胁暗杀，无所不用其极之卑劣手段，加诸我身。”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派其嫡系将领李延年到山东受降，于学忠愤懑地说：“抗战八年，我在山东打了六年仗，日军投降应当叫我到山东受降才对，为什么派李延年去呢？” 1945年10月17日，国民党军委会致电军事参议院：“军事参议院李（济深）院长鉴，查该院副院长于学忠二十六年一月于第五十一军军长任内附和叛变，曾经有撤职留任处分，现在原因终止，着即撤销处分，仰转知照。” 这是旧话重提，再算一次西安事变的帐，公开对一名闲散的一级上将就一桩子虚乌有的“撤职留任处分”予以撤销，名义上是宽恕，实际上是蒋介石对于学忠的再次羞辱。 1947年夏，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他这时忽然又想起了于学忠，企图派于学忠带兵去山东打内战。 于学忠坚决不奉召，他宁可在重庆乡间耕读赋闲，也不愿与反动派同流合污。 重庆解放前，蒋介石安排飞机预备送于学忠全家去台湾，于学忠严词拒绝，四处隐匿，以躲避特务的骚扰，终于迎来重庆的解放。 早在1936年9月22日，毛主席就曾经亲笔致函于学忠：“两军相处密迩，未能通候，甚以为歉。夙稔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兹派彭雨峰君（即彭雪枫将军）晋谒崇阶，申述敞方联合救国之旨，敬祈不吝赐教，指示一切。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两军之利，抑亦民族国家之福也。” 于学忠从西安事变前，到抗日战争时期，曾经与许多解放军将领有过愉快的合作，人民政府很了解于学忠的历史、身份、立场与环境，确认他是值得信赖的老朋友，对于学忠礼敬有加。 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曾是于学忠的老部下，他原名解如川，字沛然，1936年入党，曾任五十一军一一四师参谋长，在东北军中从事地下工作，后来他的身份暴露，蒋介石指名捉拿解如川。 于学忠指示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坚决不向蒋介石交人，并给解如川放长假，资遣解如川脱离险境。后来，解如川辗转回到延安，毛主席亲自接见了解如川，并为其改名解方。 1951春，周总理邀请于学忠赴北京定居，历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职。 1952年，周总理委托于学忠办理一件事，这件事由于学忠出面再合适不过，因为他与张学良家族有父子两辈人的交情。 周总理为了解决京津两地张学良亲属的生计问题，指示全国政协将北京西城张家名下所拥有的顺承郡王府，作价购买过来。 售房款按张氏亲属人数平均分配，每人分得1万元（已是解放军将领的张学思与妻子表示放弃这笔款子)，居留海外的张氏亲属的应得款项，则妥善存放在银行里以待日后支取。 于学忠主持经办了这桩涉及老长官家务的大事，各方都信得过他，大家都不会有意见。 老部下牟中珩后来跟着王耀武去了山东，出任山东省副主席，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济南战役中出逃，在高密被解放军俘虏，进入华东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改造。 重庆解放后，牟中珩与于学忠建立了书信联系。于学忠鼓励他，“革命意义之所在，正适合时代之精神，吾弟今已了然于胸中，将来定能走向光明之途境，此不待言而可预卜也。” 1956年，于学忠到北京功德林看望牟中珩，勉励他好好学习改造，必然前途光明。1966年，牟中珩被特赦，历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山东省政协驻会常委 ，1981年病逝于济南，享年八十三岁。 1964年9月22日，于学忠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五岁，临终前，他依然念念不忘被幽禁在台湾的张学良。 1984年，在于学忠保存下来的图书中发现一份张学良的手谕影印件，这是张学良于1936年12月25日送蒋介石回南京，上飞机之前，在西安西郊机场匆匆书写给于学忠的。 手谕的内容是：“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良。” 这一珍贵历史文件问世，说明当时张学良并非鲁莽行事，他已经有了心理准备，这趟送蒋介石回南京，为了维护老蒋的面子而做出负荆请罪之态，但事情极有可能发生无法预料的变故，自己或许被杀被囚，再也不能指挥东北军，但张学良还是就这么义无反顾地去了。 图一：于学忠将军 图二：解方将军 图三：幽禁岁月中的张学良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