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得知老舍投湖自尽的消息时非常激动，他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人民交代啊！” 与周恩来的反应相反的是，老舍的家人，包括老舍的儿子舒乙反应很冷漠，后来，他一直对父亲老舍之死避而不谈。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不称呼老舍为“父亲”，而坚持称呼他为“老舍先生”。 这一方面，与老舍死前被定性为“右派”“美国特务”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老舍被批斗的另一个问题“生活作风”问题有关，他被妻子举报一直与出轨对象藕断丝连。 舒乙长期和母亲一起生活，他人生最重要的阶段都是在母亲在陪伴下度过，因父亲曾出轨，他对父亲甚至多少有过怨恨。 而这种怨恨，也是舒乙虽然文采出众，却坚持不走文学道路的原因所在。长大后，他选择了一条与父亲截然相反的路：做工程师。 舒乙对老舍之死避而不谈且不叫老舍“父亲”的事，曾引发了很大争议。王朔曾为此质疑舒乙道：“你不叫父亲，是不是对他的死有愧？” 舒乙曾对此做过解释，但无论他怎么解释，都掩饰不了他和父亲存在隔阂的事实。舒乙和父亲有隔阂，除了因为父亲陪伴自己太少，且曾背叛家庭外，还因为：他死前没有和自己道过别。 老舍决定投湖前，只和舒乙三岁的女儿说了“再见”。“他为什么不和我道别？”舒乙怎么也想不通。也因为想不通，父亲的尸体被打捞出来后，他是现场哭得最凶的一个，与其说他是哭父亲，不如说他是哭自己，哭自己积蓄多年的委屈。 父亲死后，与父亲走了截然相反道路的舒乙，几乎没有认真想过父亲。他对父亲的印象停留在表层，他曾说：“在解放初的文艺界是个怪人”，“当时人们都穿干部服。他刚从美国回来，西服、领带、三接头皮鞋、手杖、扇子，这身打扮绝对是个怪物。”不过，穿着洋派的老舍实际上保留了很多满族人的生活习性，“在家里，他穿一个狐狸皮的对襟皮袄，一双布鞋外套一个大毡子拖鞋，整个一个中国老头。” 他还说：“他见毛主席，天不热，他也拿把扇子，毛主席根本不看他，就看他的扇子。” 这一切在1984年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一年，他莫名其妙地和父亲产生了交集：他被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并接下了一个研究父亲老舍的任务。 舒乙自愿接下了这个任务，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有一定的意义，他说： “我是工程师，不是搞文学的。父亲平反以后，很多人要了解他的身世，了解他的童年。他自己没有写过很完整的自传，也没有他的传记。我那时候接受了这个任务。” 舒乙既然将研究老舍当成任务，说明他心里并不是十分愿意做这件事，这当然还是因为那隔阂。 此后的舒乙开始着手研究老舍，从他的作品，到他的生活方式，到各种。 为了深入研究，舒乙走访了100多位曾与老舍有过交集的人物。随着研究的深入，舒乙对老舍的认知发生了巨变，当他不是站在一个儿子的角度，而是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时，他发现：老舍先生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了。 舒乙开始理解为什么单单只有老舍被称为“人民的艺术家”，因为他一直是人民的一份子，永远和他们打成一片，这样的人，写出来的东西自然与别的艺术家截然不同。 对老舍有了深层认知的舒乙感慨地说：“他总是平等待人，所以能写出能够流传，让大家都喜欢、感动的东西。”“他自己说他这个人没有什么优点，就是勤劳，我以前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说法。现在就不这样想，老舍最大的特点是他有大爱，心胸非常博大，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而对于老舍与美国的关系，舒乙也有了新的认知，他说：“他活了67岁，有近10年在国外。这10年里，老舍接受了大量的西方思想，也形成他看问题的独特视角。正是这种独立的思考和个性的东西，使他在文艺上永远不会被时代抛弃。” 舒乙写作了大量与老舍有关的文，包括《老舍》、《老舍的童年》，以及讲述老舍平生爱好的《一生爱好是天然》等。 随着作品的不断问世，舒乙和父亲的那点隔阂也慢慢被冲淡。晚年时，完全释怀的舒乙创作了一篇名为《父子情》的文章。这篇文章里，已经全然没有了任何怨气，取而代之的是感恩。 这篇文章里，舒乙不仅回忆了父亲对自己的关心、教导，还提到了自己结婚时父亲赠送自己“勤俭持家、健康是福“匾额的种种。 也是从这篇文章开始，舒乙不再称呼父亲为“老舍先生”，而称他为“父亲”。 2013年，被确诊肾癌的舒乙在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父亲留给自己的文物，这些文物包括齐白石的《蛙声十里出山泉》、傅抱石的《桐荫图》等等，还有他一直珍藏的父亲的《四世同堂》的手稿，他将它们一并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而之所以这么做，乃是因为：他觉得，父亲九泉之下会为自己的这种选择感到高兴。 2021年4月21日，舒乙病逝，享年86岁，他是带着笑离开的。想来，他是想到了即将到来的“与父母团聚”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