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国民党上将刘汝明在军事会议上，将出言不逊的黄埔将领刘伯龙一拳打倒在地。在场的杂牌将领，对跋扈的刘伯龙本就不满，心中纷纷叫好。 刘汝明原是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中原大战后，刘汝明加入宋哲元的二十九军系统，成为几个主要创建人之一。 全面抗战爆发后，有十万之众的二十九军，扩编为两个集团军，刘汝明师扩编为六十九军。1943年，刘汝明升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并获授“中将加上将衔”，成为杂牌将领中，少有的受蒋介石赏识的。 抗战胜利后，第二集团军总部改编为第四绥靖区，刘汝明任绥靖区司令官。在1946年8月的陇海路战役中，刘汝明部被解放军歼灭一万余人。此战之后，刘汝明为了保持实力，作战变得畏畏缩缩，以少损兵力为第一要务。 随着蒋军在各大战场的节节败退，为了挽救败局，老蒋选派亲信去前线督战，其中黄埔三期的刘伯龙被派去河南担任战地视察组长。 刘伯龙仗着是“天子门生”，到河南后指手画脚，对杂牌将领不假辞色。一次，在河南省主席刘茂恩主持的军事会议上，刘伯龙指责刘汝明，说他一味避战，打得都是滑头仗。 刘汝明听后，起身过去一拳把刘伯龙打倒在地。刘伯龙起身后，和刘汝明厮打起来。刘汝明早年在西北军，是有名的大刀队教官，别看已年过五十，交手起来，刘伯龙还真不是对手。 在刘茂恩等人的拉架下，短暂的“二刘大战”结束了。在场的将领，大都是杂牌出身，表面劝说，心中则交好。 事后，老蒋并未惩处刘汝明，而是将刘伯龙打发去贵州当军长去了。这其实的主要原因，自然是刘汝明手握六、七万人马，且自成体系，老蒋为了拉拢他，不得不如此。 徐州“剿总”成立后，刘汝明挂名副总司令，并且防区从25个县增加到了53个县。刘汝明野心勃勃，对亲信说：“五十多县，足以养活十几万人马，看来我们还需再扩军七、八万。” 然而好景不长，在淮海战役前夕，老蒋为了保住徐州、长江防线，指令刘汝明放弃大部防区，将兵力猬集在徐州外围的商丘，与邱清泉兵团互为犄角。 刘汝明牢骚满腹，对亲信说：“菏泽到开封以至商丘，都是产粮区，壮丁无数，不战而丢弃，实在是太可惜了。不知道是南京的那个屎小子给蒋总统出的主意，说要集中兵力在徐州搞什么决战，二年前兵力那么占优都不行，这会想孤注一掷，若失败了，江北就全完了。” 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在刘汝明部到商丘后，下令让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向徐州集结。刘汝明一眼看出，这是刘峙要让他的部队摆在前面当炮灰，勃然大怒，叫来副参谋长李诚一说：“你给刘峙打个电话，就说剿总把我的部队放在商丘，冯治安的部队摆在枣庄，而把邱清泉、李弥等人兵团放在后面，这是让杂牌部队当炮灰，如此做法实在是让人寒心。” 李诚一说：“这样说怕是不妥，还是你来打电话为好。” 刘汝明说：“就你来打，就说是我的想法，原原本本的说给刘峙。” 李诚一接通刘峙的电话后，一字不改的将刘汝明的话转述。刘峙听后，有些无奈的说：“这是刘司令官多想了，容我考虑一下，过会打来。” 不多时，刘峙打来电话对李诚一说：“你转告刘司令官，商丘让米文和师留守，其余部队向蚌埠转移。 当刘汝明率部撤到蚌埠时，传来了黄百韬第七兵团被解放军包围在碾庄的消息，他心有余悸的对李诚一说：“碾庄本是李弥的防区，却成了黄百韬的葬身之处，我要是不和刘峙坚持，这会怕也是同样的结局。” 其实说起来，黄百韬兵团的覆灭，刘汝明也是起了“助攻”的。在刘部南撤时，刘峙见宿县空虚，让刘汝明派一个师去协防，遭到拒绝。刘峙见指挥不动刘汝明，便搬出了“参谋总长”顾祝同。不想刘汝明对顾祝同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回电大谈分兵乃兵家大忌云云。 11月16日，解放军攻占宿县，切断了徐蚌线，有力地保障了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并为下一步歼灭来援的黄维兵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宿县解放后，老蒋对刘汝明的表现大为恼火，但又不便发作，一面将刘汝明的部队改编为第八兵团，一面派亲信邓文仪去蚌埠劳军。 邓文仪到蚌埠时，黄维兵团已被包围在双堆集。有邓文仪这个监军在，刘汝明不得不摆出救援黄维的姿态，和邓文仪同乘一辆坦克，去前线视察。 在邓文仪督战的当天，因有刘汝明的提前通知，前线的刘部官兵，尽管没有什么进展，但打得还算“卖力”。 晚上，刘汝明宴请邓文仪，两人互相吹捧一番后，喝的酩酊大醉。邓文仪返回南京后，向老蒋夸赞刘部作战勇敢，上下用心。 老蒋不相信邓文仪所言，去电李延年，询问详情。李延年原是第九绥靖区司令官，淮海战役打响后，率绥靖区部队撤到蚌埠后，被任命为第六兵团司令官。 黄维兵团被围后，老蒋组建蚌埠指挥所，由李延年任主任，统一指挥第六、第八兵团北上救援。刘汝明的资历高于李延年，不服调遣，两人矛盾很大。 有了这番过往，李延年自然不会说刘汝明好话。老蒋听后，暴跳如雷，但却又无可奈何。刘汝明在淮海战役中的表现，是蒋军内部倾轧的缩影，如此作战焉能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