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吴宓，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每个领域只选1人，全国只有16人入选。让吴宓感到欣慰的是，当年的“哈佛三杰”陈寅恪、汤用彤和他本人，同时位列其中。 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吴宓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日子，过得并不舒心。 抗战胜利后，因为对胡适一派的深恶痛绝，吴宓没有北上，而是留在了大西南。 那时候，他的朋友们都说，这是虎落平川。 1949年，对那一代知识分子而言，是人生命运的分水岭。 究竟是北归还是南渡？ 这是一个问题。 吴宓天生优柔寡断，当时，他是有机会南渡的。1948年，美国的大学曾请他赴美讲学，1949年，香港大学和钱穆都曾向他发出邀请函，远在台湾的傅斯年也曾力劝他赴台，但吴宓最终选择留了下来。 他说，世事沧桑巨变，不如隐去，化作剑南人，找个清净的地方，与友同依，与僧同饭，诗书唱和，聊寄余生。 遗憾的是，时代的狂潮淹没了他的愿望。 吴宓的悲剧，起始于1957年“引蛇出洞”的阳谋。 这一年，吴宓在课堂上讲解“犹况”的句式用法，一时兴起，说了一句，“三两犹不够，况二两乎？”潜伏在课堂上的“积极分子”，认为这是对大饥荒的讽刺，对社会主义路线的恶毒攻击。 就这样，吴宓被当作“白旗”拔掉了，从此失去了为学生开课的资格。 处在战栗与痛苦的境况里，吴宓极为牵挂同病相怜的老友陈寅恪。1961年，经过长途跋涉，吴宓终于在广州见到了陈寅恪，那是他晚年最愉快的五天。临别时，陈寅恪写了四首《赠吴雨僧》，其中两句，竟一语成谶，“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从广州回来后，吴宓发现，天空已经黑云密布，脚下再不是清净的校园，而是陷阱和地狱。 风暴来的不是慢，而是让人窒息的宏大。 1966年，吴宓作为“牛鬼神蛇”和“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残酷批斗，无情毒打，罪证竟然是他直行书写，写繁体字。 关在小黑屋里，吴宓的左腿骨折了，没有吃的，疼痛与饥饿让他趴在坚硬的地上，抬起浮肿的手，一边拍打上锁的木门，一边发出哀婉凄厉的呐喊：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我饿得很啊，给我一碗稀饭吃吧。 如此被侮辱与被伤害，深深地刻在了吴宓的骨头上，神经里。 这是比疯掉更痛苦的折磨。 1972年，被摧残的既瞎又瘸的吴宓被允许返回重庆养病，住在原校内文化村一间9平方米的小黑屋里。自1970年起，吴宓的工资就被学校扣发了，每月只给30元生活费，买药，看病，请老婆婆照看生活的费用，全部包含在内。因为不够用，吴宓不得不靠借债度日。 那一时期，他写给老友的信让人心碎，今恳求兄助宓10元，作为还宓前款10元，宓亦乐受。 往事不堪回首，曾几何时，吴宓是那样的仁善，别人来借钱，他总是借给，之后却很少要回来。现在，他已经穷困到无钱度日的地步，却不提还钱，而是要借。 其实，学校欠他的工资已经有1万元之巨。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有人打听到，如有特别需要，吴宓可打报告从被扣的工资中支取少部分，于是纷纷来找吴宓谈话。 如果你认为这是人性的善，那就太天真了。 这些人来找吴宓谈话，只有一个目的，以借的名义榨他的工资，如果不从，就用更残酷的手段来整他。 人性恶的阀门被这样打开后，那间9平方米的小黑屋近乎成了最悲惨的世界。 当得知吴宓可以支取被扣的工资后，有人开始偷他的书，然后要求他拿钱一本一本地赎回去，等赎完了，再全部偷出来，要他再赎一遍。 更有甚者，知道吴宓好善乐施，竟直接拿一张白纸来，声称这是一位同学的来信，急需一笔款子住院动手术，请吴老师帮忙。 1973年9月，吴宓老家的妹妹吴须曼来重庆看望哥哥，当走进那间小黑屋时，顿时泪如雨下。环视屋内，灰尘遍布，除了一张单人床，另有三抽书桌、小书架和旧藤椅一张，哥哥剩下的家当只有一只小皮箱，一条破被子还有一顶购于1938年满是窟窿的蚊帐。 见此情景，吴须曼扶着哥哥到学院储蓄所想取一些钱出来，结果营业员告诉吴须曼，吴宓1万元的工资已经全部被取完了。 吴须曼问哥哥，1万元的工资，怎么就没有了？ 吴宓断断续续地说，都借出去了。 完了，还要加一句，济人之难总是好事。 吴须曼听了，想找那些恶毒的人理论，但走出几步后，终究还是放弃了。 因为恶毒的人头颅扬的那么高，手里还持有红色的鞭子。 吴须曼见哥哥老无所依，朝不保夕，想把吴宓接回老家，但吴宓却不愿回去。 起初，吴须曼感到困惑，后来才知道，有人为了能够持续不断地榨取吴宓的工资，便绘声绘色地恐吓他，说回到老家就没有人保护他了，夜里更会有劫匪来害他。 那时候的吴宓，已完全被恐惧吞噬，他不怕死，但惧怕人间的鬼。 1976年，太阳终于重新升起，吴须曼来接哥哥回家，当吴宓捧出枕下仅剩的七分钱硬币时，吴须曼哀伤不已。 回到陕西老家，吴宓多活了一年，1978年1月，在孤独与惊惧中，吴宓凄惨死去。 临终之夜，他在黑梦中惊呼：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我饿得很啊，给我一碗稀饭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