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养浩在香港向法新社发表谈话，说：“要我按照台湾的要求发表反共声明，那是完全违背我的良心的，我不能向待我好的人反咬一口。” 1949年12月，当解放军大举进入云南，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 昆明城内人心惶惶，许多人在寻找出路，而周养浩却没能赶上撤离的船，他作为国民党军统的重要成员，曾经在特务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如今成为了共产党重点关注的对象。 被俘后，他最初以为等待自己的将是一场迅速的审判和处决，甚至在心里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然而周养浩并没有被直接押上法庭，相反他被送往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这是新中国专门为国民党高级战犯设立的改造机构，对于一名经历过无数残酷政治斗争的军统特务来说，这样的安排是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周养浩初到时的心态是复杂的，他对共产党抱有深深的戒备，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无法相信这样的“宽容”是否只是一个骗局。 可进入战犯管理所后，他发现这里与他想象的牢狱截然不同，虽然他和其他战犯同样失去了人身自由，但他们被要求学习政治理论，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并定期参加集体讨论和批评会。 这些对于曾在国民党体系内浸淫多年的人来说，完全是一种颠覆性的体验。 起初，周养浩对这些政治学习内容充满抵触，他认为自己的信仰和立场早已牢不可破，这些学习对他来说不过是徒劳。 但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意识到，这里并不是单纯的惩罚之地，他开始接触到被共产党俘虏的其他高级战犯，听到他们在改造中发生的变化，以及对过去行为的反思。 这些人中有他的旧识，也有过去的敌手，他们同样是国民党的中坚力量，如今却在战犯管理所里重新审视自己的一生。 1956年，管理所组织了一场针对国民党历史的深度学习讨论会，每位战犯都需要公开反思自己在国民党内部所参与的工作和行为。 这场会议让他不得不直面自己的过往，他回忆起自己在军统的岁月，那些为了所谓任务牺牲的无辜者，那些因他的命令而丧命的抗日志士。 他逐渐明白，自己所谓的“忠诚”，实际上只是为国民党高层的私利服务。他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深深的愧疚。 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对他施加暴力，也没有用威胁逼迫他承认错误。 相反他们采用的是耐心的劝导和沟通，他们告诉他，改造并不是为了羞辱他，而是为了让他重新认识到自己的人生价值。 这样的方式让周养浩逐渐卸下了心理防线，他开始认真参与学习，甚至主动向管理所的干部请教问题。 在战犯管理所的20多年里，周养浩的生活是规律而简单的。 他每天和其他战犯一起学习政治理论，进行劳动改造，并参加各种形式的思想反省活动。 他逐渐适应了这样的生活，也从中找到了新的意义。 特赦前，他的表现被管理所评价为“积极向上”，1975年，全国上下正在为庆祝新中国成立25周年而忙碌，抚顺战犯管理所也传来了特赦的消息。 周养浩的名字出现在特赦名单上，这意味着他可以恢复自由，重新走向社会。 3月的一天，周养浩从抚顺出发，前往香港。 临行前他收到了一封信，那是妻子从台湾寄来的。信中她充满期待地告诉他，家人已经在台湾安顿好，只等他过去团聚。 然而当他到达香港后，事情并没有像他想象中那么简单，台湾方面很快向他传达了一项要求：他必须发表一份反共声明，以表明立场。 周养浩听到这个要求时，沉默了许久。 他明白，这对台湾当局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条件，他们需要从像他这样的人口中听到对大陆的否定。 但对周养浩来说，这一纸声明不仅仅是立场的表态，更像是对他在战犯管理所二十多年思想改造的彻底否定。 台湾方面明确告诉他，如果不发表反共声明，就无法入境。 家人急切地写信询问他为什么还不动身，而他只能在回信中隐晦地提及“某些原因”，却始终无法对家人坦白。 他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压力，也不希望家人为他担心。 最终他选择离开香港，前往美国，在美国的日子不算宽裕，但至少能够过上安定的生活。 他偶尔会收到来自台湾的家书，信中满是对他的想念，而他却只能以平静的语气回信，告诉家人自己一切安好。 1990年，周养浩在美国去世，终年8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