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曾说：＂在我们党内，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朱总司令，大家多年来称呼他们为主席、总理、总司令已经习惯了，不必改了。其他人，应该一律称同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刘少奇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有工作人员称呼他为＂刘副主席＂，刘少奇立即纠正说：＂叫我少奇同志就行。＂ 从这一天起，刘少奇就树立了一个重要的工作准则：坚持使用同志相称。这个准则一直伴随着他的革命生涯，也影响着整个党的作风建设。 1954年，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一些同志开始称呼他为＂刘委员长＂，这让他感到十分不适。 他再次强调要以＂少奇同志＂相称，并向大家解释说这样称呼更符合党的传统。在他看来，职务称呼容易让人产生距离感，而＂同志＂这个称呼体现了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 到了1959年，刘少奇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面对＂刘主席＂的称呼，他依然坚持己见，要求大家继续叫他＂少奇同志＂。 这种坚持不是简单的个人喜好，而是源于他对党的优良传统的深刻理解。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间，刘少奇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一点，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本色。 刘少奇认为，在党内只有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可以称呼职务，这是因为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特殊贡献和崇高威望。这种称呼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革命历程中自然形成的。 他多次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强调，共产党人就应该保持谦逊的作风，防止特殊化。在他看来，过分强调职务称呼可能导致官僚主义，这与党的宗旨是相违背的。 从1949年到1959年，刘少奇先后担任了三个重要职务，但他始终保持着朴素的作风。他经常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当官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个关键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37年，毛泽东提出了完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为全民族抗战指明了方向。他系统地阐述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创造性地提出了＂持久战＂的思想，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多次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担任了八路军的政治部主任，还在重庆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成功地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开展统战工作。 朱德作为八路军总司令，亲自指挥了平型关战役等重要战役。在他的领导下，八路军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三位领导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让他们自然而然地获得了特殊的称呼。部队官兵称呼朱德为＂朱总司令＂，这个称呼逐渐在全党全军推广开来。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三人的贡献更加突出。毛泽东制定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指导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 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协调各方面的工作，确保了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得到贯彻执行。他日夜操劳，往返于各个战场之间，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努力。 朱德作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指挥了多次重大战役。他率领部队南征北战，为解放全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这个时期，＂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这样的称呼已经深入人心。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职务称谓，而是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崇敬和爱戴的自然表达。 解放战争胜利后，三人在新中国的建设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毛泽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为新中国的建设殚精竭虑。他主持政府工作，推动了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 朱德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为国家的政治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 1980年11月，一场关于历史称谓的讨论在党内展开。老一辈革命家黄克诚在撰写关于毛泽东评价的文章时，面对称谓问题表达了自己的坚定立场。 这个讨论源于胡乔木同志对黄克诚文章的修改建议，当时他建议将＂毛主席＂的称呼改为＂毛泽东同志＂。这个建议引发了党内对革命领袖称谓问题的深入思考。 黄克诚坚持使用＂毛主席＂的称呼，这不仅仅是个人习惯问题。这个称呼承载着几代共产党人的革命情怀，体现了对革命历史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