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沈阳妇女黄淑珍带着3斤黄金来银行兑换。工作人员一眼就看出来她拿来的是纯度很高的工业黄金，立即就引起了警惕。 1980年3月，中国国内黄金市场迎来了重大变革。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国家正式放宽了对黄金的管制政策，黄金价格开始呈现上涨趋势。 这个政策一出，全国各地的银行都忙碌了起来。不少家中有黄金储备的市民纷纷前往银行兑换，一时间掀起了一股兑换热潮。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0年4月15日上午九点，沈阳的中国银行营业大厅迎来了一位不寻常的客人。这位身着朴素的中年妇女黄淑珍，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包裹。 她在银行门口驻足良久，反复打量着周围的环境。进入营业大厅后，又仔细观察了一圈办理业务的人群。 走到柜台前，黄淑珍压低了声音问道：＂请问最近黄金价格是不是又涨了？＂柜台工作人员习以为常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黄淑珍左右看了看后面排队的顾客，这才小心翼翼地从包裹里取出一块火柴盒大小的金块。这一刻，经验丰富的银行工作人员立即察觉到了异常。 工作人员将黄淑珍引到了贵宾接待室。与此同时，银行经理仔细检查了这块黄金，很快就确认了这确实是工业用黄金。 经理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但表面上仍然保持着正常的业务办理态度。他走进接待室，告诉黄淑珍这些黄金共计3斤重，按照市场价值2.3万元。 为了不打草惊蛇，经理建议黄淑珍将这笔钱存入银行账户。黄淑珍欣然同意了这个提议，甚至表示还有更多黄金准备兑换。 在黄淑珍办理存款业务的同时，公安人员已经悄悄抵达了银行外围。经理提出派车送黄淑珍回家，这个建议恰到好处地为警方跟踪创造了条件。 公安人员跟踪黄淑珍回到住处后，立即展开了深入调查。通过信息核查，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浮出水面：黄淑珍的丈夫关庆昌是沈阳六一五厂的生产科科长。 这个发现让专案组成员瞬间联想到了1961年轰动全国的黄金失窃案。当年六一五厂丢失了整整800两黄金，案件一直未能告破。 1961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中苏关系已经降到了冰点。苏联政府要求中国偿还大量外债，同时国内又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为了解决这个困境，国家从全国各地紧急筹集了一批黄金和白银。这些贵重金属被送到沈阳六一五厂加工，准备用于偿还外债和购买急需的粮食。 为了确保安全，这批黄金在工厂内部被编号为＂100号产品＂，白银则被称为＂200号产品＂。整个加工过程都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 3月20日早晨，工人发现装有800两黄金的木箱被打开，仓库的板墙也被撬出了一个洞。这起案件立即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高度重视。 专案组立即对关庆昌的住处展开了搜查行动。在衣箱底下的两个大匣子中，警方找到了剩余的黄金，加起来正好是800两。 这些黄金的纯度和工艺特征，与六一五厂1961年失窃的那批完全吻合。黄金表面的切割痕迹显示，犯罪嫌疑人使用了专业的工业切割设备。 现场搜查还发现了一些用于分割黄金的工具。这些工具的来源也指向了六一五厂，因为只有工厂才有这种专业设备。 在案件侦破过程中，关庆昌的真实身份逐渐浮出水面。他曾在伪满洲国时期担任警察，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犯罪行为埋下了隐患。 建国后，关庆昌凭借出色的交际能力进入了六一五厂工作。他刻意隐瞒了自己的警察背景，在工厂里逐步晋升，最终成为了生产科科长。 在工厂工作期间，关庆昌表现得极为热心，经常主动帮助同事解决困难。这种做法让他在工厂建立起了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也为他后来的犯罪创造了有利条件。 作案过程显示出关庆昌极强的反侦查意识。他选择在1961年3月18日的雨天作案，利用恶劣天气降低被发现的风险。 为了躲避警方的调查，关庆昌精心准备了一双特制鞋子。他让妻子在原有鞋底上加了一层新的鞋底，这使得他的鞋印与现场发现的脚印无法对应。 这种反侦查手段与他的警察经历密切相关。他深知警方的办案程序，因此在作案时特别注意不留下可能暴露身份的线索。 十九年的潜伏期间，关庆昌始终保持着正常的工作状态。他参与工厂的各项活动，履行科长职责，表面上看不出任何异常。 直到1980年黄金价格上涨，这个隐藏了近二十年的秘密才被揭开。关庆昌利用工厂的设备将黄金分割成小块，准备分批兑换变现。 这种分批兑换的方式显示出他对金融市场的了解。他认为小额交易不容易引起注意，但却低估了银行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 这个案件也展示了犯罪行为对一个家庭的摧毁性影响。关庆昌的妻子黄淑珍因为包庇行为也受到了法律制裁，一个家庭就此破碎。 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由于盗窃罪尚未设立死刑，关庆昌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个判决充分体现了法律对危害国家财产行为的严厉打击。 这起案件的结局证明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道理。即使经过漫长的时间，只要触犯法律，终将受到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