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经历了三个阶段。 首先把醉驾入刑。结果是每年产生30万罪犯，10年多了300万前科人员。这庞大的数字背后，是众多家庭和个人命运的改变，也给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无论是在罪犯的改造与再融入，还是社会舆论对这一群体的看法上，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醉驾入刑的合理性受到了广泛质疑。“醉驾数值罪”的观点甚嚣尘上，这种单纯依据血液酒精含量就判定犯罪的方式，在许多人看来难以服众。因为酒精对个体的影响存在差异，相同的酒精含量在不同人身上可能表现出不同的驾驶能力和反应状态，一概而论的入刑标准似乎缺乏足够的科学性和灵活性。

醉驾政策出现了放宽的趋势。对于轻微醉驾以及未造成事故的醉驾行为，不再进行刑事起诉。这一转变体现了法律在实践中的自我调整和完善，认识到并非所有醉驾行为都具有同等的社会危害性，需要区别对待。

展望未来，醉驾政策大概率会进一步放松。毕竟，单纯依靠刑罚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醉驾问题。以“骂人入刑”为例，如果仅仅因为骂人这一行为就将其入罪，可能会导致上亿人成为罪犯，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也无法真正杜绝骂人现象的发生。同理，对于醉驾，当发生交通事故时，已有交通肇事罪来进行惩处；而在未发生事故的情况下，通过严格的行政处罚，如吊销驾照、罚款、行政拘留以及强制参加交通安全教育等措施，足以起到震慑和教育作用，促使驾驶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避免酒后驾车行为。过度依赖刑罚，往往会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却未必能达到理想的预防效果，甚至可能会引发一些负面效应，如部分人因醉驾入刑而面临失业、家庭破裂等困境，从而对社会产生抵触情绪，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此外，我们应更加注重从源头预防醉驾行为的发生。加大对交通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众对醉驾危害的认知程度，培养公众的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营造全社会抵制醉驾的良好氛围。同时，完善公共交通设施，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出行选择，减少人们因饮酒后不便驾车而产生的侥幸心理。

醉驾政策的调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在保障公众安全和维护法律公正、合理之间找到平衡点，以实现社会治理的最佳效果，让我们的道路更加安全、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