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一天，秘书长梁蔼然悄悄告诉周总理说，有一位妇人要见他，只要一分钟。周总理得知后立刻说：“一分钟不行!我要把她请到家里去!”然后，他又以夫人邓颖超的名义，给这位妇人写了一封邀请函。 1927年8月初的一天，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遭遇了一个意外情况。行军路上，时任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突然高烧不退，很快就被确诊为疟疾。 这个消息让所有参与南下行动的同志都十分担忧。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疟疾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传染病，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很可能会危及生命。 起义军此时正处在与敌人周旋的关键时刻。杨石魂作为我党在潮汕地区的负责人，当即决定组织力量把周恩来送往香港就医。 为了确保安全，同志们给周恩来安排了一个特殊的身份：上海富商的大少爷。杨石魂则扮演二少爷的角色，负责对外联络。 选择合适的护理人员成为了当务之急。经过慎重考虑，广东省委秘书长沈宝同同志向组织推荐了一位年轻的女同志：范桂霞。 这位出身于医生家庭的范桂霞，不仅政治觉悟高，而且懂得基本的医护知识。更重要的是，她在组织里的表现一直十分可靠。 范桂霞接到任务后立即赶到了指定地点。为了配合周恩来的身份，她需要扮演＂大少奶奶＂的角色。 当天傍晚，一辆轿车停在了房子门口。杨石魂背着高烧不退的周恩来进入房间，医生也随即赶到。 接下来的日子里，范桂霞开始了细致入微的护理工作。她严格按照医嘱每小时测量体温，准时喂药，精心照料。 在范桂霞的悉心照顾下，周恩来的病情逐渐好转。第三天，当周恩来终于退烧清醒时，范桂霞特意炖了一碗鸡汤。 看到周恩来因为喝到鸡汤而流露出愧疚之情，范桂霞耐心地解释了这是为了帮助他尽快恢复健康。她说服周恩来接受这些必要的营养补充。 在养病期间，范桂霞每天都会给周恩来带来一些报纸和书籍，帮助他了解外界形势。这段时期的互动，让这对＂伪装夫妻＂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待到周恩来的身体基本恢复，他就必须重返战斗岗位。临行前，他向范桂霞表达了感谢之情。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广东，范桂霞正在经历着从普通纺织女工到革命者的转变。她白天在纺织厂做工，晚上坚持到夜校学习。 通过不懈的努力，范桂霞成功考入了广东大学附属师范学校。在校园里，她接触到了先进的思想理论，开始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 1925年，范桂霞毕业后立即投身革命事业。她先是加入了当地的妇女解放协会，随后加入了共青团。 当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范桂霞积极组织和参与游行示威活动。她带领工人和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帝国主义的压迫。 在＂六二三＂惨案和香港大罢工期间，范桂霞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她的表现得到了党组织的肯定和信任。 基于她在革命活动中的突出表现，范桂霞很快就从共青团转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在救护班担任工作，为受伤的革命战士提供医疗救助。 然而，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彻底改变了局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 范桂霞的名字被列入了反动派的屠杀名单。一天深夜，国民党军警突然闯入她的家中进行搜查。 千钧一发之际，范桂霞躲进了邻居家的烟囱里，这才逃过了这一劫。但她的父亲却惨遭毒手，妹妹也被抓走。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范桂霞被迫离开家乡，辗转逃往香港。在逃亡途中，她经历了重重困难和危险。 到达香港后，范桂霞遇到了曾经在工人运动中认识的老朋友龙锦雯。这次相遇为她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龙锦雯是广东省委秘书长沈宝同的妻子。通过她的引荐，范桂霞进入了广东省委秘书处工作。 在秘书处工作期间，范桂霞接触到了许多革命领袖。她曾经负责接待过瞿秋白、董必武等同志。 1953年夏天，北京中南海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这位来自广东的妇女同志通过中南海的警卫处表达了想见周总理的请求。 秘书长梁蔼然向周总理转达了这个请求，并说明这位妇女同志只想见一分钟。听到这个消息，周总理立刻回忆起了26年前在香港的那段经历。 周总理当即表示一分钟太短，要邀请这位老战友到家里做客。他随后以邓颖超的名义，给范桂霞发去了一封正式的邀请函。 在那段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岁月里，范桂霞一直在广东从事教育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她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发展变化。 这次北京之行，范桂霞是来看望在京工作的儿子和儿媳。她抓住这个机会，决定去拜访当年在香港照顾过的周总理。 几天后，范桂霞如约来到了周总理的家中。邓颖超也特意在家等候，准备亲自接待这位特殊的客人。 三位老战友的相聚格外温暖。邓颖超紧握着范桂霞的手，表达了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