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章太炎在《苏报》上对慈禧破口大骂。慈禧勃然大怒，要把他处死。然而，章太炎却提前躲进了租界不出来。慈禧实在没办法，最后想了个昏招。 1903年的上海，一份名为《苏报》的报纸经常刊登一些批评朝廷的文章。这些文章像一把利剑，直插大清朝廷的心脏。 这家报馆的主要撰稿人章太炎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的文章常常批评清朝的腐败和专制。他在文章中直呼皇帝载湉的名讳，还用＂小丑＂二字来形容，这在当时是极其大逆不道的行为。 与此同时，一位年仅二十岁的青年邹容，在《苏报》发表了更为激进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被集结成册，就是轰动一时的《革命军》。 《革命军》的内容充满了对满清统治的愤怒，书中直接呼吁推翻清朝统治。这本小册子虽然只有薄薄的几十页，却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当这些文章传到北京城里，慈禧太后勃然大怒。在她看来，这些文字简直是公然挑战大清王朝的统治权威。 慈禧太后立即下令，一定要将这些＂大逆不道＂之徒抓获归案。她要求将章太炎和邹容立即解送北京，以最严厉的方式惩处。 上海道袁树勋接到了这个重要任务，他开始部署抓捕行动。但是情况并不简单，因为《苏报》所在地是租界，这里有着特殊的法律地位。 在当时的上海，租界就像是一个＂国中之国＂，清朝政府的法令在这里并不能直接生效。外国人控制的工部局才是这里的实际管理者。 1903年6月，在朝廷的强烈要求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确实采取了行动。他们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等人，并查封了《苏报》报馆。 这次行动迅速成为了轰动全国的大案，人们把它称为＂晚清第一大文字狱＂。但是与以往的文字狱不同，这次案件因为发生在租界，有了完全不一样的发展方向。 租界当局并没有按照清政府的要求，将章太炎等人直接解送北京。相反，他们坚持要按照租界的法律程序来处理这个案件。 面对租界当局的态度，清政府开始尝试各种办法。第一个计划是用武力夺人，上海道袁树勋秘密调集了五百名士兵，准备在押送犯人上法庭时动手。 但是租界当局似乎早有防备，在押送途中安排了大量英国和印度巡捕。每个被告身边都有一名英国巡捕看守，前后还有佩剑的巡捕护送。 武力夺人的计划就这样被迫放弃。租界当局还在主要街道增加了巡逻力量，让清政府的任何武力行动都变得不可能。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清政府决定改变策略，开始尝试用金钱解决问题。他们向租界当局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条件：愿意支付二十万两白银，换取将章太炎等人引渡。 这个数额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但外国公使团还是拒绝了这个提议。清政府见状又加码，提出愿意将沪宁铁路的路权让给外国。 这个条件确实让外国公使团动心了，英国驻华公使还特意就此事请示了英国外交大臣蓝斯唐侯爵。但这个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 就在清政府等待外国公使团回应的时候，一件事打破了所有的可能性。1903年7月31日，一位名叫沈荩的记者因为披露《中俄密约》的内容被杖毙。 沈荩之死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英国《泰晤士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英国驻华公使随即表示，如果将苏报案被告交给清政府，他们的命运可能和沈荩一样。 外国公使团最终一致拒绝了清政府的要求，他们甚至直接指责清政府是＂野蛮人＂。金钱外交就这样彻底失败了。 清政府还不死心，两江总督魏光焘又尝试通过正式外交渠道施压。他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写信，强调这些犯人都是中国人，案件发生在中国领土上。 魏光焘在信中坚持这是中国的司法主权，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但是外国领事的回复很简单：因为中国政府草菅人命，所以不能将犯人交出。 这个回答无疑是对清政府最大的羞辱。他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在租界这片特殊的土地上，清朝的专制权力是有限的。 清政府转而寻求法律途径后，开始对审判施加压力。他们聘请了著名的外籍律师古柏，试图通过法庭手段给章太炎等人定下重罪。 1903年12月，苏报案在会审公廨正式开庭。清政府方面极力要求以＂煽动性诽谤罪＂和＂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被告重刑。 审判过程中，章太炎和邹容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章太炎在法庭上直言＂不认野蛮政府＂，而邹容则表示因不满清朝专制才写下《革命军》。 案件审理了四天，清政府认为胜券在握。1903年12月7日，中方主审官汪瑶庭宣布判处章太炎和邹容永远监禁。 但这个判决立即遭到了英国副领事迪比南的当场抗议。他表示这个判决是中国官员单方面做出的，应该作废。 案件再次陷入僵局，清政府不得不继续通过外交途径谈判。经过多轮谈判，清政府被迫同意将刑期降到十年以下。 但英国副领事坚持最高刑期只能是三年，并表示如果不能在限期内达成一致，就要释放章太炎和邹容。清政府再次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最终在1904年5月21日，案件有了最终判决：章太炎判处三年监禁，邹容判处两年监禁。这个结果远远低于清政府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