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生酷爱读书，尤其钟情于中国文史书籍。“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毛主席几乎无所不读。”进入北京后，毛主席依然保持着他少年时代养成的这种阅读习惯。他阅读了《四部备要》中的绝大部分内容，还广泛涉猎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和各类杂书。“毛主席对中国古书的阅读量惊人，他通读了约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其中有些部分甚至不止读过一两遍……《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以及各种纪事本末等史书，他都一一通读。”

除此之外，毛主席还十分关注国内外哲学问题的讨论情况。对于一些重要的讨论文章，他不仅自己认真批读，还会推荐给其他领导同志传阅。对于一些有深度的问题，他不仅自己深入思考，还会邀请参与讨论的作者和其他学者进行座谈交流。

早在1950年，他就曾说过，他以后要集中研究辩证法，争取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中运用自如。这构成了他建国后重要理论论著的主题。他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深入、系统地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他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以及60年代关于哲学的几次谈话都深刻地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思想方法上的经验教训。他经常谈论哲学问题无论是在党的会议、巡视途中还是接见群众、会见外宾时都不时地谈及一些哲学问题。他的议论常常高屋建瓴、精辟独到闪耀着哲人智慧的光芒。

毛主席对中国古代哲学情有独钟，他仔细研读了大量古代哲学著作，从孔孟老庄及其他先秦诸子，到汉唐儒学、宋明理学，乃至明清之际的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著作，他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不仅使他熟谙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哲学知识，更深受其影响，他的思想中无不渗透着古代哲学的智慧。毛主席不仅善于从古代哲学中汲取智慧和营养，而且在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传统哲学概念并赋予其全新含义方面，更是游刃有余、深有心得。胡乔木：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单论爱读书，没人比得过毛主席！

自从毛主席真正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之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态度更加深厚，但他从未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而是更进一步地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继承创新中国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无论是在炮火连天的峥嵘岁月，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繁忙工作中，他都始终如饥似渴地研读中国的古章典籍。抗战时期，他不仅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历朝历代典籍史料，还亲自致电李克农请求购买整套中国历史演义。

1938年1月，他在给艾思奇的信中表达了对研读鲁迅著作的渴望心情。同年8月，《鲁迅全集》在上海出版，经过上海地下组织的努力，毛主席得到了一套，从此便爱不释手。他全面地阅读了鲁迅的著作，对鲁迅作品的坚韧性、群众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和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延安时期，毛主席不仅自己研究和借鉴中国历史文化遗产，还号召大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1942年，他对延安的某些干部不热心生产活动的做法进行批评时，引用了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来揭示唯心主义的危害。1944年，郭沫若发表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毛主席对此大加赞赏，并把该书列为整风文件，明确提出要避免骄傲自满的情绪。

早年毛主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博览为后来国学的系统学习与思考打下了坚实基础。投身革命后，即使在长期艰苦的战争年代，毛主席仍没有放松学习传统文化典籍。延安时期相对稳定的环境使毛主席有时间进行理论学习与思考，读书的条件也相对好一些。他托人买了两套中国历史通俗演义，还托人寻找清代的《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

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毛主席对中国古籍的兴趣，为他备置了一部《四部备要》。1952年，毛主席开始有计划地读《二十四史》，重点史册、篇章还不仅读过一遍。他还广泛阅读各朝纪事本末和一些地方史志，浏览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和各类杂书。

到六十年代，包括很多古典类书和丛书在内的个人藏书已渐臻齐全。毛主席曾把《资治通鉴》读了七遍，他认为每一遍都受益匪浅，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对于《红楼梦》这一部古典文学经典，据毛主席自己说至少读过五遍。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对南宋文学家洪迈的《容斋随笔》手不释卷。毛主席用一生的读书实践真正见证了“活到老，学到老”的诺言。

毛主席是我党历史上最先发扬光大实事求是学风的杰出代表，他成功地将这一传统学风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主席深入剖析了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强调要对周围环境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不可割断历史，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去从中寻找立场、观点和方法”。

他进一步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由此可见，毛主席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学风，并非对中国传统学风的简单照搬和重复，而是在吸收其基本内核的基础上，自觉地进行深刻而广泛的更新改造和重构。这一学风不仅涵盖了学术研究的态度等诸多方面，更将其宏观地发展成为一种崭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