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在台湾蛰伏了42年的我党地下工作者，伪装身份回到大陆。到家后，却看到一屋子来回跑动的孩子，他不禁皱起眉头：“我42年没回来了，这些孩子是谁的？” 1988年的夏天，广东丰顺县的一条小巷里，一位满头白发、面容沧桑的老人正在寻找着什么。他的步伐虽然缓慢，但目光却十分坚定，不时停下来询问路人。 这位老人就是谢汉光，此时他已经70岁了。经过多方打听，他终于在这个闷热的下午，找到了自己昔日的家门。 站在门前，谢汉光的手轻轻搭在那扇略显陈旧的木门上，却迟迟没有敲下去。远处传来蝉鸣声，夹杂着屋内隐约传来的说话声和孩子们的笑闹声。 这份喧嚣让他愣在了原地。42年前离开时，这里还是一个安静的小院，只有他和新婚妻子两个人的声音。 当他终于鼓起勇气推开门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完全愣住了。院子里到处都是奔跑玩耍的孩子，有的在追逐打闹，有的在角落里玩耍，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院落。 这些孩子有的七八岁，有的十来岁，还有已经成年的青年男女。看到突然出现的陌生老人，孩子们的追逐打闹声渐渐停了下来。 一位中年妇女从里屋走了出来，她先是愣了一下，随后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门口的老人。谢汉光仔细端详着这位妇女的面容，想从中找出自己熟悉的影子。 ＂你是...＂中年妇女的声音有些发颤，她的手不自觉地扶住了门框。这时，从里屋又走出来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 那位老太太看到谢汉光的瞬间，眼泪就流了下来。她就是谢汉光的妻子，当年那个在香港与他相识、相爱，结婚仅仅9天就不得不分离的女子。 42年过去了，当年的青春少女已经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但她还住在这里，带着一大家子人住在这个老院子里。 谢汉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国立广西大学。在那里，他认识了改变他一生的三位同窗好友：陈仲豪、梁铮卿和张伯哲。 在大学期间，谢汉光通过好友们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和革命理论。他们一起研读进步书籍，参加地下读书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点。 1942年，谢汉光从大学毕业后，来到桂林一处农场工作。凭借着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他很快就成为了农场的主任。 在农场工作期间，谢汉光暗中为地下党工作，将农场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联络点。他经常接待和帮助一些被通缉的共产党员。 1944年，日军攻占桂林后，谢汉光辗转到了四川，在那里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直到1946年初，一封来自台湾的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在前往台湾的途中，谢汉光在香港遇到了自己的妻子。两人相识相恋，很快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然而，新婚的喜悦仅仅持续了9天。组织找到谢汉光，希望他能到台湾执行秘密任务。 为了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谢汉光只能编造了一个出差的理由，匆匆告别了新婚妻子。临走时，他告诉妻子如果遇到好的对象可以改嫁，但又忍不住让妻子一定要等他回来。 到达台湾后，谢汉光以教师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地下工作。他的第一个任务是为地下党员安排工作，其中就包括他的老同学张伯哲。 1947年，谢汉光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创办了《光明报》，并建立了一个地下情报网络。 然而，事情在一位叫王明德的党员被捕后急转直下。王明德在审讯中暴露了组织的情况，导致整个地下情报网遭到严重破坏。 这次事件导致400多名同志被捕，1800多人受到牵连。谢汉光的两位好友张伯哲和梁铮卿在这次行动中牺牲，与陈仲豪也失去了联系。 当谢汉光站在那个熟悉的院子里时，一切的谜团终于揭开。原来在他离开一个月后，妻子发现自己已经怀孕。 这个意外的消息让当时的妻子既惊喜又忧愁。她选择回到娘家，独自抚养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 孩子渐渐长大，上学、结婚，又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个家庭就这样一天天壮大起来，到了1988年，已经有了三代人。 对于邻居们的关心和打听，妻子始终坚持说丈夫是去外地工作了。她一直相信丈夫的承诺，坚持等待着他的归来。 当谢汉光终于回到家中，面对眼前这个庞大的家族时，他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42年的时光，让他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 在多方打听下，谢汉光得知他的老同学陈仲豪还健在。当年大逃亡时，陈仲豪在组织的帮助下成功回到了大陆。 两位老同学相见时，已是两鬓斑白。陈仲豪立即认出了这位失散多年的老友，并主动帮助谢汉光与组织取得联系。 通过组织的档案记录和陈仲豪的证明，谢汉光的身份终于得到了确认。组织认可了他42年来在台湾的地下工作，并为他补办了相关证件。 身份确认后，谢汉光终于能以丈夫和父亲的身份，光明正大地生活在这个家庭中。他开始认真听妻子讲述这42年来的点点滴滴。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像谢汉光这样的地下工作者，为了革命事业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他们的家人也在默默承受着分离之苦。 但正是这些平凡人的不平凡坚守，编织成了一段段动人的革命故事。他们用行动证明，信仰的力量可以跨越时空，爱的力量可以战胜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