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南京大屠杀，几个日本兵扒掉少女的衣服，正要施暴。突然一美国女人冲过来，指着他们一顿臭骂。日本兵举起军刀就要砍，然而，看到美国女人手臂上的标徽时，他们立马红着脸离开。 1937年的南京，硝烟四起，枪声、哭喊声和爆炸声交织在一起，将这座古城变成了人间炼狱。 然而，在这场浩劫中，一位美国女人魏特琳，用她的勇气和善良，为无数妇女和儿童争取到了一线生机。 魏特琳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一位传教士。在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政府多次发出警告，要求美国公民尽快撤离南京。 作为一位美国人，魏特琳完全可以选择安全撤离，但她却拒绝了所有的建议。她认为，这个她生活了多年的地方，这片她深爱的土地，需要她留下来保护那些无辜的妇女儿童。 于是，她在撤离表格上郑重地写下了：“无论如何，也不离开南京。”在她看来，逃离是懦弱的，她要用行动来守护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 当南京被日军攻陷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被改造成了一个临时难民营。这所学校平日只能容纳一千多人，而此刻却挤进了上万名避难者，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为了保护这些人，魏特琳竖起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希望以美国的国籍为庇护伞，让这片土地免遭战火侵袭。 她还组织教职工和部分外籍人士日夜巡逻，力图阻止日军的侵扰。然而，所谓的安全区，在疯狂的侵略者面前并不绝对安全，危险无时无刻不在逼近。 有一天，十几个日军闯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校园里四处搜寻所谓的“花姑娘”。一名年轻的少女被他们抓住，衣服被撕扯得粉碎，她的哭喊声在空荡的校园里回荡。 魏特琳听到声音后，立刻冲了过去。她挡在那名少女面前，用愤怒的目光死死盯着那些士兵，并用流利的英语呵斥：“滚出去！这里是美国人的地方！” 她的话没有任何威胁，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让这些士兵一时停下了动作。随后，一名士兵愤怒地举起了军刀，作势要砍向她。魏特琳没有后退，她用身体护住少女，一动不动，似乎决心将生命交付在这一瞬间。 就在刀锋即将落下时，一名士兵注意到了魏特琳手臂上的红十字标徽，还有她身为美国公民的身份。 他们低声商量后，最终选择悻悻离开。少女得救了，魏特琳用双臂紧紧搂住她，让她慢慢平静下来。然而，这场风波不过是噩梦的开始。 几天后，又有一群日军翻墙进入校园，抓走了十几名年轻女子。魏特琳发现后，立刻试图联系日本领事馆和国际安全区，但为时已晚。 仅有十名女子被送回，而她们衣不蔽体，身上布满伤痕。魏特琳从未如此痛恨自己的无力，她写下：“这些女孩的眼神里充满绝望，我永远无法忘记。” 在这样的环境下，魏特琳每天都在挑战自己的极限。她不仅要安排上万名难民的食宿，还要不断与日军周旋，为他们争取哪怕片刻的安全。 为了给难民们带来希望，她总是用乐观的话语鼓励他们，“中国一定会挺过去。”有一次，她看到一个男孩因为害怕而戴上了日军的太阳旗袖标，魏特琳蹲下来告诉他：“你是中国人，不需要这样做，记住你的身份。”这样的时刻，让在场的人感到一丝慰藉。 虽然魏特琳保护了无数人，但她也付出了巨大的心理代价。她目睹了太多的残忍，听到了太多的哭喊，甚至亲手掩埋了许多尸体。 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内心已经麻木了，我却无法停止对这些事情的恐惧。”即便如此，她仍然坚持记录日军的暴行，这些文字成为了揭露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 1938年4月，魏特琳在日记中提到：“每当看到轰炸机飞过，我就不由自主地感到战栗，它们让我想起了残缺的尸体和无尽的痛苦。” 战争结束后，她的心理问题逐渐恶化，最终被诊断为严重的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1941年5月14日，这位伟大的女性在离开南京一周年的日子，用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虽然魏特琳已经不在，但她留下的日记被后人称为“用泪写成的控诉书”。这些文字真实地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残酷与暴行，为世界揭露了侵略者的兽行。 她的事迹不仅在南京被人传颂，还感动了国际社会。今天，在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里，魏特琳的铜像矗立在那里，墓碑上刻着“金陵永生”四个字，纪念她为这片土地付出的爱与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