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那年，“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分娩时医生问她丈夫为何不在身边，告诉她生了个男孩子。樊锦诗平静地说：生个金孩子也没用。 樊锦诗的名字，与沙漠中的千年瑰宝莫高窟紧密相连。五十余载，她将青春、事业、家庭甚至人生都镌刻在这片黄沙漫漫的大地上。 1938年，樊锦诗出生于北京，后因战乱迁至上海。在父亲的熏陶下，她从小便喜欢传统文化，尤其对历史充满兴趣。 中学时期，她经常流连于博物馆，触摸历史的脉络。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从课本中读到莫高窟的相关介绍，字里行间勾勒出了一幅神秘壮美的图景。 这些文字，在她心中埋下了深深的向往之种。 高考填报志愿时，她毫不犹豫选择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并在分专业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考古。她对那片神秘的敦煌心驰神往，仿佛那里有她命中注定的归宿。 1966年，年仅25岁的樊锦诗远赴敦煌莫高窟工作，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远离故土，远离亲人，她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研究敦煌艺术的事业。 735座洞窟，每一座都凝结着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等待着后人去发掘和守护。 樊锦诗深知，这是一项需要毕生精力去完成的宏伟工程。 彭金章虽然身在武汉，但他对妻子的事业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和理解。 分别前夕，他握着樊锦诗的手说:＂亲爱的，莫高窟是你梦寐以求的圣地，去吧，我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朴实而真挚的话语，让樊锦诗倍感温暖和力量。 从此，莫高窟见证了这对年轻爱侣23年的聚少离多。尽管身处两地，但他们的心却从未分离。樊锦诗忙碌于石窟考古和文物保护，彭金章辛勤耕耘于考古教学。 每逢佳节，彭金章都会千里迢迢赶到敦煌看望妻子，带去生活的慰藉和思念的牵挂。 30岁那年，怀胎十月的樊锦诗独自在敦煌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分娩时，丈夫还在武汉工作，无法及时赶到身边。当医生告诉她生了一个男孩时，她平静地说了一句让人难忘的话:＂生个金孩子也没用。＂ 简短的话，饱含着这位年轻母亲的坚强和洒脱。在她心中，孩子的性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几天后，彭金章风尘仆仆地赶到敦煌，第一次见到了刚出生的儿子。抱着襁褓中的婴儿，他的眼眶湿润了。 作为丈夫，他心疼妻子独自承受分娩之苦；作为父亲，他为新生命的诞生而欣喜万分。 那一刻，彭金章和樊锦诗紧紧相拥。尽管前路坎坷，尽管生活不易，但他们始终坚信，只要秉持共同的理想，用爱和生命践行誓言，就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战胜的。 岁月如梭，樊锦诗和彭金章的两个孩子在敦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每到假期，他们就会跟随母亲探访莫高窟，在壁画前聆听千年前的故事，在洞窟中感受历史的沧桑。 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不得不离开敦煌，去了远方的亲戚家求学。从此，孩子们的成长轨迹与父母渐行渐远。 孩子们长大后，又回到了武汉父亲彭金章的身边。当年那个在莫高窟出生的男孩，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个挺拔英俊的青年。 一次，樊锦诗从莫高窟回到武汉，大姐迎上前来，笑着说:＂你进来的时候没看到你儿子吗？＂这句话犹如一道惊雷，樊锦诗这才意识到，自己竟没认出阔别多年的儿子。泪水瞬间模糊了双眼，多年的愧疚和思念在那一刻决堤而出。 事业有成，桃李天下，樊锦诗却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位＂不称职的母亲＂。 她常常感叹，是儿子们的理解和宽容，才让她能够安心地投入到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中。每逢佳节，她都会给远方的儿子们打电话，嘘寒问暖，叮嘱他们要照顾好自己。虽然无法时时相伴，但母子之间的感情却从未因距离而疏远。 敦煌这片荒凉中的艺术圣地，在吸引无数游客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上世纪80年代，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商业开发的声音日渐高涨。 但樊锦诗清楚，过度的开发必然会对莫高窟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她一次次奔走呼吁，为敦煌争取保护政策，并坚定地推动参观人数的限制。 在保护与开放之间寻找平衡，她提出了利用数字化技术保护文物的构想。尽管这一提议在当时引发了一些质疑，但她始终坚持。在她的主持下，“数字敦煌”项目成功实现。如今，游客可以通过线上平台近距离欣赏敦煌的瑰丽壁画，莫高窟的珍宝得以永久保存。 几十年间，樊锦诗踏遍了735个洞窟，记录了无数细节。她主持编写的《敦煌石窟全集》被学界称赞为“既真且确，精致绝伦”。她的坚守让千年沉寂的敦煌文化重新焕发光芒，也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卸任研究院院长后，她依然选择留在敦煌，用行动诠释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2019年，樊锦诗被授予感动中国人物奖。颁奖词中写道：“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 从北京到敦煌，从青春到白发，她用一生的时间守护了一处文化圣地。她以初心致匠心，将自己的生命与敦煌融为一体。 对于樊锦诗来说，“择一事，终一生”不仅是一句格言，更是她的人生信条。在沙漠深处，她用爱与坚守，让敦煌成为了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