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年，雍正帝驾崩，李卫知道自己的下场不会很好，于是哭晕在棺椁之前。乾隆仿佛看明白了他的心思，既赏赐珍珠，又册封其功名，此时，被安抚的李卫还不知道自己的新主子有多么的＂坑爹＂，否则恐怕会哭死在灵堂里。 在清朝官场，出身商人家族的人总是带着一种特殊的标签。李卫的家族世代经商，在江南一带颇有声望。 家族的财力为李卫铺就了一条特殊的仕途之路，通过捐纳的方式，他获得了兵部员外郎的职位。这在当时的官场并不罕见，但也绝非正统。 商人世家出身的李卫，不同于那些诗书传家的士大夫，他的行事作风更加务实。在处理政务时，他更注重实效，不拘泥于繁文缛节。 这种特点在康熙年间就已经显露无遗，他曾经用一种极其大胆的方式处理了一桩棘手案件。当时，一些亲王通过＂盈余＂的方式，从地方官员手中获取灰色收入。 这种潜规则由来已久，谁也不敢去碰这些皇亲国戚的利益。但李卫采取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手段，他直接在账册上写明这些银两是给亲王的回扣。 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那些依靠＂盈余＂获取利益的权贵们不得不收敛行为。李卫的这种直接作风，引起了当时还是皇子的雍正的注意。 在康熙朝末年，李卫的政绩虽然平平，但他展现出的独特处事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他日后的仕途埋下了伏笔。商人出身带给他的不仅是不被传统士大夫认可的标签，更是一种不同于常人的治理思维。 雍正即位后，他很快就注意到了李卫身上的特质。不同于其他皇帝，雍正更看重的是官员的实际能力，而非他们的出身和资历。 李卫的商人背景反而成了他的优势，因为他懂得经济运作，明白民间疾苦。在处理地方事务时，他往往能够抓住问题的关键，用最直接的方式解决矛盾。 这种特点与雍正的施政理念不谋而合，雍正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能够雷厉风行、不拘一格的实干型官员。两人在施政理念上的契合，为李卫日后的快速升迁打下了基础。 在雍正看来，一个官员是否有能力比他是否出身名门更为重要。李卫虽然不是科举出身，但他展现出的治理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手段，正是雍正所需要的。 在雍正朝，雍正将盐政这个清朝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交到了李卫手中。 李卫在管理盐政时，充分发挥了他的商业头脑，既保证了国家收入，又维护了盐商的基本利益。 通过合理调整盐价和运输路线，他成功地平衡了各方利益。特别是在打击私盐贩子方面，他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 这些成就让雍正对他更加信任，随后任命他为浙江总督，同时兼任巡抚。这在清朝官制中是极其罕见的，一个人同时担任总督和巡抚，足见雍正对他的倚重。 在浙江任上，李卫不拘泥于官场规矩，常常直接深入基层了解民情。 这种特立独行的为官方式，在当时的官场中显得格格不入。传统官员讲究循规蹈矩，而李卫却喜欢用最直接的方式解决问题。 他与雍正的关系也十分微妙。雍正赐给他的金牌，本应该是在紧急情况下才能使用的信物，但李卫却经常拿出来示人。 这种行为虽然引起了雍正的不满，但雍正依然对他保持着高度信任。在其他官员看来，李卫的这种行为已经触及了皇权的底线。 但雍正对李卫的包容度显然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即便李卫有时做事太过直率，雍正也只是批评几句，并未对他采取实质性的惩罚。 这种特殊的君臣关系建立在双方的信任基础之上。雍正欣赏李卫的才能和办事效率，而李卫也用实际政绩回报了皇帝的信任。 在十三年的时间里，李卫在雍正的支持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政绩。他处理政务的方式虽然不够典雅，但效率和成果确实令人称道。 乾隆继位后，朝廷的政治风向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皇帝对官员的选拔标准，与其父雍正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乾隆特别重视科举出身，认为只有通过正统科举入仕的官员才是最可靠的人才。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他对雍正时期重臣的态度。 在乾隆看来，官员应当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地升迁。像李卫这样靠捐纳入仕，又快速升迁的官员，显然不符合他的用人标准。 这种政治理念的转变，不仅影响了李卫，同时也影响了其他雍正朝的重臣。鄂尔泰、张廷玉等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冷落。 乾隆对官员的要求不仅限于出身，更强调他们的言行举止是否符合传统士大夫的标准。李卫身上的江湖气息，在新朝廷看来是极其不雅的。 李卫虽然在雍正朝建立了显著的政绩，但这些在乾隆看来都不及一个正统出身来得重要。新朝廷对官员的评价标准，更注重形式而非实际效果。 李卫在朝廷中的地位逐渐边缘化。他曾经主政的领域一个个被其他官员接管。 最终，李卫的退休待遇远低于其他同级别的官员。他甚至没能获得进入贤良祠的资格，这对于一个曾经的封疆大吏来说是极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