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得太久是什么感觉?104岁的科学家,在安乐死时突然睁开了眼睛,语出惊人,竟让众人哭笑不得。 2018年5月10日,他在瑞士一家安乐死机构注射了药物,在生命的终点他突然睁开眼睛,说出了一句令人哭笑不得的话,给世人留下了最后的幽默。 大卫·古德尔,1914年出生于英国伦敦,在一个战火连天的年代长大,他从小就对自然界充满了好奇心,喜欢观察动植物的一举一动。 童年时,他会盯着鸟儿低飞、虫子高飞的现象发问,这种与生俱来的求知欲为他日后的科学事业奠定了基础。 1948年,二战结束后,他带着家人移民澳大利亚,开始在墨尔本大学担任植物学讲师。 他的中年生活可以说是充满了激情和活力,他不仅勤于研究和教学,还喜欢登山、探险以及参与各种户外活动。 大卫还是一名话剧爱好者,每周都会开车一个多小时到戏剧团排练,他的生活状态似乎让人看不出年龄的痕迹,仿佛岁月对他格外宽容。 然而,再热爱生活的人,也难以对抗时间的侵蚀。 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的退化逐渐侵蚀了他的生活品质。 90岁时,他因心脏问题被迫放弃网球和排球等剧烈运动;94岁时,他的驾照被吊销。 对普通人来说,失去驾照或许只是出行方式的改变,但对古德尔来说,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年龄正在剥夺他对生活的掌控权。 他被迫放弃热爱的戏剧表演,因为晚间排练后他无法依靠公共交通回家,这让他感到无比失落。 到了100岁,视力的严重下降进一步限制了他的生活,他无法继续阅读书籍和观察植物标本,而这些都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对他来说,研究和学习是一生的热爱,也是支撑他生命意义的支柱,失去这些,他的内心变得愈发空虚。 他曾对家人抱怨:“我还能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做了。” 102岁时,他的失落感达到了顶点,伊迪斯考文大学出于安全和健康考虑,建议他不要再继续工作。 尽管学校特地为他安排了医护人员和接送服务,但他感到深深的无力和被剥夺,他认为,这是社会在暗示他“没有用处了”。 这种感觉让他陷入了长期的心理低谷,对他来说,工作不仅仅是职业,而是与世界连接的方式,是他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 201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状态,这年2月,大卫在家中摔倒,无力起身,他在地板上孤零零地躺了两天才被人发现。 摔伤让他丧失了最后的行动能力,从那以后,他只能依靠轮椅生活,甚至需要他人协助完成大小便。 失去了独立性和尊严,他开始认真思考死亡的意义,他坦言:“这样活下去毫无意义,我不想再苟延残喘。” 事实上,大卫早在十几年前就加入了提倡安乐死合法化的组织“退出国际”,在他看来,当生命变成一种负担时,结束它是一种解脱。 摔倒后的生活彻底摧毁了他的希望,他向家人表达了强烈的安乐死愿望。 起初,家人无法接受他的决定,但在目睹了他每日的痛苦后,他们选择了尊重他的选择。 澳大利亚的安乐死政策并不适用于他,虽然维多利亚州的安乐死法案已于当时通过,但仅限于健康状况危急、生命剩余不足六个月的患者。 而古德尔身体虽虚弱,但并不符合这一标准,他最终选择了前往瑞士,这是全球少数允许外国人实施安乐死的国家。 5月2日,他在家人的陪伴下从澳大利亚珀斯机场启程,飞往瑞士巴塞尔,在临行前,他笑着与家人告别,没有悲伤,只有释然。 他说:“我希望一切顺利,这将是我的终点。” 抵达瑞士后,他的精神状态令人意外地平静,他与家人一同游览了巴塞尔大学的植物园,还一起吃了晚餐。 他对媒体表示:“如果我可以选择,我宁愿在澳大利亚结束生命,可是没有办法,只有瑞士可以实现我的愿望。”他的语气中透着遗憾,但也带着某种无奈的释怀。 5月10日上午,大卫在安乐死机构里静静地躺在床上,他选择了贝多芬的《欢乐颂》作为背景音乐,伴随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注射药物前,医护人员再次确认了他的意愿,他清楚地表示:“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已经准备好了。”随后,他按下了药物注射的按钮。 当药物开始生效时,他缓缓闭上了眼睛,在场的家人和医护人员都静静地看着这位老人迎接生命的终点。 就在大家以为一切结束时,大卫突然睁开双眼,微微皱着眉头说了一句:“药效怎么这么慢?” 他的这句话让所有人愣住了,接着又忍不住笑出声来,现场的氛围瞬间变得复杂而感人,既有对他离去的惋惜,也有对他最后幽默的敬意。 几秒钟后,药物完全生效,大卫再次闭上了眼睛,伴随着《欢乐颂》的旋律,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他的一生画上了句号,但他最后的幽默却留在人们心中,成为一个让人铭记的瞬间。 他的故事让人深思,长寿到底是福还是祸?当生命不再拥有自由、尊严与乐趣时,是否有权选择告别? 大卫的选择或许难以被所有人接受,但他用自己的方式为生命赋予了最后的意义。
确定不是被勒死的?不是说爆好几起当面用药,没死掉然后勒死。对了还要自愿捐七十万才能安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