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初，马步芳逃到台湾后，蒋介石以“擅离职守”撤了他所有职务。马步芳自知在台湾已无立足之地，以三千两黄金贿赂几个大员，取得了离台手续。 马步芳自1938年起担任青海省主席，统领青海地区的军政大权。他不仅控制着青海全境，还将势力范围扩展到甘肃省的部分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方军阀势力。 在其统治期间，马步芳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事和经济体系。他的嫡系部队人数达到十万之众，这支部队不仅是他统治青海的基石，更是他攫取财富的工具。 马步芳深谙经济对于巩固统治的重要性。他通过垄断青海的商业贸易，控制当地的农业生产，甚至染指毒品贸易，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其统治区内的羊毛、皮革等特产贸易，都被他牢牢把持。 然而，1949年的政局变化让这位＂青海王＂的统治出现了裂痕。随着解放军向西北地区推进，马步芳的统治根基开始动摇。当年8月，西北战局急转直下，马步芳意识到青海已难以固守。 在撤离青海之前，马步芳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将多年积累的金银财宝、古董字画等贵重物品悉数打包，动用了大量车辆运送这些财物。 马步芳的撤离行动堪称仓皇。他带着家眷和亲信，连同大量财物，沿着青海的土路向南撤退。这支庞大的队伍走走停停，最终辗转到达台湾。 对于这位昔日的＂青海王＂来说，到达台湾并不意味着安全。蒋介石对于马步芳的表现极为不满，认为他在危急关头抛弃防地，是典型的擅离职守行为。 在台湾的政治氛围中，马步芳很快发现自己成了边缘人物。他不仅失去了原有的军政职务，还要面对来自各方的质疑和指责。台湾当局对他携带巨额财富逃离的行为也颇有微词。 蒋介石最终以＂擅离职守＂的罪名，撤销了马步芳的所有职务。这个处分对马步芳来说无异于政治生命的终结，他在台湾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在台湾的政治困境促使马步芳开始谋划离开之路。他深知要离开台湾需要重重关卡，但手中的财富给了他最有力的筹码。 1950年初，马步芳开始暗中运作离台事宜。他以三千两黄金为敲门砖，通过中间人接触了几位在台湾颇有影响力的政要。 这些黄金的分量足以打通关节，为马步芳争取到离台的机会。在短短几个月内，他就获得了必要的离境文件和手续。 马步芳选择埃及作为他的第一个流亡目的地，这个选择并非偶然。当时的埃及政局相对稳定，而且与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友好关系。 在筹备离境期间，马步芳做了周密的财产转移安排。他将大量的金银财宝分批运送，通过各种渠道转移到国外。 马步芳携带的财富数量之大，令人咋舌。除了黄金白银，他还带走了大量的古董字画和其他贵重物品。 到达埃及后，马步芳选择了开罗作为定居地。这座国际化大都市为他提供了施展拳脚的空间。 在开罗，马步芳迅速开始了他的商业投资。他先后投资开设了舞厅和酒店，这些产业很快就开始盈利。 马步芳在埃及的投资选择颇具个人特色。他的舞厅和酒店不仅是营利场所，更是他延续奢靡生活方式的据点。 这些产业为马步芳带来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他在开罗的生活方式与在青海时期相比，丝毫没有降低标准。 马步芳在埃及的日子可以说是纸醉金迷。他不仅保持着多位姨太太的家庭结构，还经常出入社交场所。 然而，这种看似稳定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马步芳在埃及的处境也开始发生变化。 1956年，埃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个政治变化直接影响了马步芳在埃及的处境。埃及政府开始对这位前军阀的存在感到不安。 中埃建交后，马步芳在开罗的处境日渐艰难。他不得不再次寻找新的栖身之所，最终选择了沙特阿拉伯作为最后的避难地。 马步芳带着他的家眷和剩余财产迁往沙特。这个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国家，对马步芳的生活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沙特，马步芳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他的家庭结构。沙特的宗教领袖阿訇对他拥有众多姨太太的情况提出质疑。 按照当地的传统和规矩，马步芳不得不对自己的家庭结构做出调整。他被迫将部分姨太太送给他人，以适应当地的文化环境。 这种被迫的改变标志着马步芳昔日奢靡生活方式的终结。在沙特严格的伊斯兰文化环境下，他不得不收敛许多行为。 与此同时，台湾方面并未放弃对马步芳的追究。台湾当局多次尝试通过各种渠道，要求马步芳返台接受调查。 面对台湾当局的传召，马步芳始终采取回避态度。他深知一旦回台，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惩处。 在台湾的一些媒体上，马步芳被贴上了＂流氓大使＂和＂文盲大使＂的标签。这些负面评价反映出台湾社会对这位前军阀的不满。 马步芳在沙特的生活逐渐平淡。他不再像在埃及时那样高调，而是选择了相对低调的生活方式。 这位曾经的青海王，最终在异国他乡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岁月。直到去世，他都没有再踏上中国的土地。 马步芳于1972年在沙特去世，终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