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14日，备受期待的三峡工程正式开工，然而当时批准建设的同意书上，却少了9位专家的，同意签名。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工程史上，最宏伟的建设项目之一，三峡工程从构想到立项再到开工，其中间的争议始终不断、民间评说更是纷纭。

那9位专家当年拒签同意书，究竟是出于何种考量？

而34年后的今天，他们当初的顾虑，又是否真的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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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三峡工程，不仅是那代人的心愿，更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的夙愿。

早在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曾提出：

“改良(长江宜昌段)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

这段极富预见性的话语，很敏锐的捕捉到了，三峡的两大价值。

也就是，改善长江航运，并充分利用，三峡丰富的水能资源。

要知道，在整个三峡地区，长江水道纵横交错，不时的出现激流险滩，轮船航行起来颇为艰难。

与此同时，这里还水流湍急，地势落差极大，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

然而，让三峡工程从构想，化为现实的道路，并不平坦。

孙先生虽然早早的提出了构想，可却是民国时期的国力，远不能支撑如此宏大的工程。

到1925年先生去世，其实这件事也只存在于，构想之中。

真正付诸具体的行动，那已经是1932年的事了。

要说国民政府，突然重提修筑水坝这事，实在是因为1931年的特大洪水，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过于巨大。

为了根除水患，这才派了专业勘测队，对于三峡沿岸，做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实地测量。

而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开展三峡水利工程的实地勘测。

完事后，勘测者们撰写了《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测勘报告》，并初步提出了粗略设想，那就是在黄陵庙及葛洲坝一带，进行水库蓄洪建设。

为了实现这个构想，国民政府还专门公派了，多名技术人员，前往美国学习深造。

只是没想到，深造的人才还没归国，日寇对于我们的全面侵华，就已经展开了。

此后就是长达八年的抗战，到了44年的时候，美国专家萨梵奇才来到中国，帮忙考察了一番三峡，并于46年促成了，国民政府和美国的合作，打算共建三峡工程。

但没多久，国共内战的爆发，又让这个项目无限期搁置了。

而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也是对于三峡工程，多有关切。

不过当时的技术能力和国力水平，确实实施起来困难。

因而毛主席在听取专家意见后，选择了从长计议。

而这一等就是几十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三峡工程的构想，才被重拾上议程。

1986年，国务院要求水利部，组织400余名各领域的专家，对三峡工程进行全面论证。

所有专家，统共分成15个小组，将从泥沙沉积、防洪能力、生态环境、移民安置等多个角度，对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进行全面分析。

只不过，最终论证汇总完后，领导层发现，对于这项工程是否应该开工，竟然出现了，几乎两极分化的意见。

其中，9位来自各领域的权威专家，赫然拒绝，在三峡工程论证同意书上签字。

他们分别是，郭来喜、李玉光、廖文权、侯学煜、何格高、伍宏中、覃修典、方宗岱、黄元镇。

这9位专家在拒签时，详细的提出了，他们拒签的两大顾虑。

其一是，三峡工程可能造成，严重的泥沙淤积，时间一长必会影响，航运和发电。

其二就是，在未来出现动荡的国际形势时，三峡大坝极可能沦为战争目标，一旦遭受攻击，而导致溃坝的话，那将会造成巨大人员伤亡。

这个后者的原因，甚至也是，毛泽东当年否决三峡工程的，关键原因。

另据当时基建总参谋长张爱萍回忆，毛主席在询问他时，他个人也认为，三峡大坝很可能成为，明显的军事打击目标。

但与此同时，也有专家对泥沙问题，持相反观点。

他们认为，可以采取“蓄清排浑”的方式，将淤积物排出库区。

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支持者经反复研究论证，得出三峡工程不建，是没有与其等效，或接近等效的，其他替代方案的结论。

最终，中央在面对支持和反对的声音时，并未采纳反对意见，而是拍板决定，开工建设三峡工程。

但那9位，拒绝在同意书上签字的专家，着实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勇于表达不同观点、对国家负责任的精神。

这些人的担忧，也间接推动了，工程决策的审慎、建设的周全。

30年过去了，就让我们看看三峡工程建成后，专家们当初的那些担忧，是否真的应验了？

首先是，泥沙淤积问题。

实际上，水土流失才是淤积的根源，随着中国近些年大力实施水土保护、植被覆盖，三峡来沙量，已大幅减少。

经过2003-2012年近10年观测，年均沙量为2.03亿吨，比1990年前的均值低了42%。

其次，在防洪能力方面，三峡大坝按“万年一遇”，再加10%的洪水标准设计。

而长江有史以来，最高洪峰流量，也只有10.5万立方米/秒，三峡工程完全能够承受住，12万立方米/秒的防洪压力。

2020年8月，三峡迎来了建库以来，最大的入库洪峰，流量为7.5万立方米/秒。

通过三峡库区，与上下游30多个库区、蓄洪区的联动调控，入库流量和出库流量，相差达2.6万立方米/秒，有效缓解了，下游防洪压力。

这些数据也应验了，当年支持建设三峡工程，专家们的判断。

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远大于弊端。

事实上，三峡工程除了利用水能发电外，最重要的作用正是防洪，从而避免像1998年那样的，重大洪水灾难再次发生。

至于三峡工程可能会引发地震，或者成为战争打击目标的担忧，更是被驳斥了。

通过一系列勘探论证，专家们认为三峡地区的地质构造条件下，库区水向断裂的最大影响深度，不会超过10千米，远远不及地震的发生深度。

所以，说三峡库区蓄水，会引发地震等灾难，也是无稽之谈。

再者，三峡大坝高185米，相当于66层楼那么高。

但大坝底部宽达几千米，并采用当今世界上，最坚固的三角形切面重力坝结构。

即便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大坝也只会炸出一个洞口，所泄漏的流量相当于，打开数个放水闸门。

而三峡工程对防空防御设计，也同样重视，不仅配备防空军事设施，大坝工程本身底座加深，防护能力上，更是能承受小型核弹的袭击。

如此高水平的战备防护，加之三峡大坝是中国的底线红线问题，故而没有那个“脑抽”的国家，刚把三峡大坝列为“打击目标”。

所以说，专家们当年对三峡工程可能遭受袭击，导致泄洪伤亡的担心，只能算是未雨绸缪，参考意味更重。

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是否真的就无虞无险了呢？恐怕也不尽然。

长江流域向来是，我国重要的水生物基因库。据不完全统计，长江流域有11科近1000种鱼类。

然而，三峡工程修建后，海水倒灌成为了不可能，某些地方的河面，下降超过百米，人为性的割断了，一些洄游性鱼类洄游通道。

以中华鲟为例，这种底层栖息鱼类的生存规律，就是在长江口外浅海域越冬，之后游回上游的金沙江一带，产卵繁衍后代。

修建三峡大坝后，中华鲟等洄游性鱼类，便陷入两难。

或是上不了洄游路径，影响繁衍；或是被大坝拦阻，难以到达越冬地点。

再比如，长江白鲟就在2003-2005年间，宣告物种绝迹。

生存环境遭到破坏，自然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直至今日，一些重要商业鱼种的资源量，仍在大量减少，而这些严重影响了，沿江经济。

事实上，泥沙淤积不仅会影响，洄游性鱼类。

像是库区水源污染加重、港口航道阻塞等，所有人们担心的一切，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

比如，三峡库区周围，分布有不少化工企业，污水长期无法排出库区，导致库区水质严重污染。

还有，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物古迹，在蓄水过程中，也不得不被淹没无疾而终。

当然，三峡工程建设方，也在努力进行应对。

比如划定自然保护区、植物园保种、人工繁育等，已使不少受影响物种，有了延续种群的基本保障。

但不可否认，作为一项规模超大、工期漫长的工程建设，三峡工程肯定存在，一些难以完全规避的弊端。

最根本的还是，人类无法与自然形成，绝对的和谐共生，而只能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

也正因如此，步入新时代，我们在追求发展的同时，更应该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时刻把保护自然生态、维护人民利益，放在重要位置。

在三峡工程建设之初，9位专家拒绝在同意书上签字，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事务高度负责的精神。

30年后，他们当年的种种疑虑，都应该成为我们反思的导向。